疼痛是有颜色的。
当清晨的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挤进来，在卧室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时，艾琳·洛朗正闭着眼睛，在脑海中描绘这种颜色。
不是鲜红——那是鲜血的颜色，太直接，太具象。而是一种更暗沉、更深邃的东西，像铁锈在潮湿空气里缓慢氧化后呈现出的赭褐色，又像被反复践踏的战壕泥浆在暮色中泛出的那种污浊的棕黑。
疼痛从她左侧腰腹深处辐射开来，沿着神经的路径向外蔓延，像水渗入干涸的土地。每一次呼吸，胸腔的起伏都会牵扯到那片区域，引发一阵尖锐的刺痛，迫使她将呼吸调节得又浅又碎，仿佛在战壕里躲避狙击手的瞄准。
她躺在床上，身体被柔软的床垫和羽绒被包裹，这本该是舒适甚至奢侈的。但在前线待久了，身体已经忘记了如何在这种彻底的柔软中放松。
肌肉保持着一种低强度的、持续的紧张。她的脊背没有完全贴合床面，肩胛骨下方悬空着，这是长期睡在硬木板或湿泥地上形成的姿势。
静止。这个词在她脑海中盘旋，带着不祥的意味。
在前线，静止是危险的。静止意味着你是固定的靶子，意味着炮击时你来不及冲进掩体，意味着侦察时你可能错过德军巡逻队的动静。
士兵们被训练成永远在动：挖掘，移动，巡逻，哪怕是休息时，手指也要搭在扳机上，眼睛要扫视地平线。绝对的静止只属于两种状态：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现在，她被迫静止。
索菲早上离开卧室前，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今天，明天，至少两天，你必须躺在床上。伤口裂开了，再乱动会感染。”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艾琳从未见过的、混合着恐惧和坚决的东西，那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决定。
于是艾琳被困在这里，在二楼这个安静的房间里，听着巴黎的日常声响从窗外隐约传来。电车规律的轰鸣，马车轱辘碾过石板路，远处市场的喧嚣，孩子们奔跑叫嚷……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活着的、运转正常的世界的背景音。而她，像一个被错误地放置在和平场景中的战争残骸，与这一切格格不入。
烦躁像蚂蚁一样在她的皮肤下爬行。
她想起来。想走动。想做点什么——哪怕是像昨天那样笨拙地擦桌子，哪怕打碎一个杯子。行动带来一种虚假的控制感，即使那控制感最终会被证明是幻觉。但至少，在行动的那一刻，你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现在，她只能躺着，等待着疼痛的潮汐退去，或者再次涌来。这种等待，与她记忆中的另一种等待产生了可憎的共鸣：
在进攻发起前蜷缩在出发壕里，听着己方炮火在头顶呼啸，数着秒，等待着军官吹响哨子，等待着必须爬出战壕、冲向机枪火网的那个瞬间。那时也是静止的，身体紧贴着潮湿的泥土，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每一秒都被拉长成永恒，而你知道，这静止的尽头，很可能是死亡。
艾琳的手指无意识地抓住了被单。棉布的纹理在指尖下清晰可辨。她开始数上面的细小凸起，一个，两个，三个……就像在战壕里数炮击的间隙，数还活着的战友，数口袋里还剩几发子弹。数字给予秩序，而秩序是对抗混乱的最后防线。
阳光在地板上缓慢移动。从条纹变成了斜斜的方块，亮度逐渐增加。灰尘在光柱中旋转，像微型星系遵循着无形的轨道。艾琳盯着那些灰尘，看着它们上升，悬浮，最终沉降到看不见的地方。时间以这种微小、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流逝着。
她的思绪开始飘散。
腰间的疼痛让她想起另一个时刻：在圣尼古拉村那个简陋的医疗所里，她因为同样的伤口发着高烧，在半昏迷中听到医生对护士低声说：“再深一寸就伤到肾脏了……她运气好。”运气。这个词在战场上显得如此荒谬。活下来不是靠技巧或勇气，而是靠运气——子弹偏了一厘米，炮弹落在十米外，毒刺没有刺中要害。你活下来，不是因为你应该活下来，而是因为概率的骰子刚好掷到了你的数字。
那么那些掷到其他数字的人呢？露西尔，马尔罗中士，弗朗索瓦，让·雷纳尔……他们的运气用完了。而她的还没有。这种认知没有带来庆幸，只带来一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疼痛作为它唯一的回响。
门外传来楼梯的吱呀声。
艾琳的身体瞬间绷紧了，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警觉。她的耳朵捕捉着那个声音：脚步声很轻，刻意放慢了节奏，每一步之间都有短暂的停顿，仿佛在上楼的人也在犹豫，在准备。
是索菲。
紧绷的肌肉稍稍放松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松弛。艾琳意识到，即使面对索菲，她的身体也无法完全进入“安全”模式。安全是一个需要被不断确认的状态，而确认需要时间，需要证据，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里没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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