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有颜色的。
当清晨的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挤进来,在卧室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时,艾琳·洛朗正闭着眼睛,在脑海中描绘这种颜色。
不是鲜红——那是鲜血的颜色,太直接,太具象。而是一种更暗沉、更深邃的东西,像铁锈在潮湿空气里缓慢氧化后呈现出的赭褐色,又像被反复践踏的战壕泥浆在暮色中泛出的那种污浊的棕黑。
疼痛从她左侧腰腹深处辐射开来,沿着神经的路径向外蔓延,像水渗入干涸的土地。每一次呼吸,胸腔的起伏都会牵扯到那片区域,引发一阵尖锐的刺痛,迫使她将呼吸调节得又浅又碎,仿佛在战壕里躲避狙击手的瞄准。
她躺在床上,身体被柔软的床垫和羽绒被包裹,这本该是舒适甚至奢侈的。但在前线待久了,身体已经忘记了如何在这种彻底的柔软中放松。
肌肉保持着一种低强度的、持续的紧张。她的脊背没有完全贴合床面,肩胛骨下方悬空着,这是长期睡在硬木板或湿泥地上形成的姿势。
静止。这个词在她脑海中盘旋,带着不祥的意味。
在前线,静止是危险的。静止意味着你是固定的靶子,意味着炮击时你来不及冲进掩体,意味着侦察时你可能错过德军巡逻队的动静。
士兵们被训练成永远在动:挖掘,移动,巡逻,哪怕是休息时,手指也要搭在扳机上,眼睛要扫视地平线。绝对的静止只属于两种状态: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现在,她被迫静止。
索菲早上离开卧室前,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今天,明天,至少两天,你必须躺在床上。伤口裂开了,再乱动会感染。”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艾琳从未见过的、混合着恐惧和坚决的东西,那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决定。
于是艾琳被困在这里,在二楼这个安静的房间里,听着巴黎的日常声响从窗外隐约传来。电车规律的轰鸣,马车轱辘碾过石板路,远处市场的喧嚣,孩子们奔跑叫嚷……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活着的、运转正常的世界的背景音。而她,像一个被错误地放置在和平场景中的战争残骸,与这一切格格不入。
烦躁像蚂蚁一样在她的皮肤下爬行。
她想起来。想走动。想做点什么——哪怕是像昨天那样笨拙地擦桌子,哪怕打碎一个杯子。行动带来一种虚假的控制感,即使那控制感最终会被证明是幻觉。但至少,在行动的那一刻,你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现在,她只能躺着,等待着疼痛的潮汐退去,或者再次涌来。这种等待,与她记忆中的另一种等待产生了可憎的共鸣:
在进攻发起前蜷缩在出发壕里,听着己方炮火在头顶呼啸,数着秒,等待着军官吹响哨子,等待着必须爬出战壕、冲向机枪火网的那个瞬间。那时也是静止的,身体紧贴着潮湿的泥土,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每一秒都被拉长成永恒,而你知道,这静止的尽头,很可能是死亡。
艾琳的手指无意识地抓住了被单。棉布的纹理在指尖下清晰可辨。她开始数上面的细小凸起,一个,两个,三个……就像在战壕里数炮击的间隙,数还活着的战友,数口袋里还剩几发子弹。数字给予秩序,而秩序是对抗混乱的最后防线。
阳光在地板上缓慢移动。从条纹变成了斜斜的方块,亮度逐渐增加。灰尘在光柱中旋转,像微型星系遵循着无形的轨道。艾琳盯着那些灰尘,看着它们上升,悬浮,最终沉降到看不见的地方。时间以这种微小、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流逝着。
她的思绪开始飘散。
腰间的疼痛让她想起另一个时刻:在圣尼古拉村那个简陋的医疗所里,她因为同样的伤口发着高烧,在半昏迷中听到医生对护士低声说:“再深一寸就伤到肾脏了……她运气好。”运气。这个词在战场上显得如此荒谬。活下来不是靠技巧或勇气,而是靠运气——子弹偏了一厘米,炮弹落在十米外,毒刺没有刺中要害。你活下来,不是因为你应该活下来,而是因为概率的骰子刚好掷到了你的数字。
那么那些掷到其他数字的人呢?露西尔,马尔罗中士,弗朗索瓦,让·雷纳尔……他们的运气用完了。而她的还没有。这种认知没有带来庆幸,只带来一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疼痛作为它唯一的回响。
门外传来楼梯的吱呀声。
艾琳的身体瞬间绷紧了,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警觉。她的耳朵捕捉着那个声音:脚步声很轻,刻意放慢了节奏,每一步之间都有短暂的停顿,仿佛在上楼的人也在犹豫,在准备。
是索菲。
紧绷的肌肉稍稍放松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松弛。艾琳意识到,即使面对索菲,她的身体也无法完全进入“安全”模式。安全是一个需要被不断确认的状态,而确认需要时间,需要证据,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里没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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