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夜，闷热得让人窒息。赵慧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怀里紧紧抱着林晚星的白色雏菊标本——那是女儿去年生日时亲手做的，花瓣被压得平整，却依旧残留着淡淡的清香。屋里没有开灯，只有手机屏幕微弱的光映在她脸上，泪痕干涸后留下一道道深色的印记，像爬满了蜈蚣。
手机里循环播放着女儿的自媒体视频，画面里的林晚星穿着鹅黄色的裙子，在锦江边跳着舞，风吹起她的长发，笑容明媚得能驱散所有阴霾。“成都的春天真的太舒服啦，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女儿的声音温柔得像羽毛，却一次次戳进赵慧的心脏，疼得她几乎无法呼吸。
突然，手机屏幕弹出一条新闻推送，标题赫然写着“锦溪花园杀人案最新进展：嫌疑人陈莉莉被家属送医，精神病史成焦点”。赵慧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她点开新闻，里面配着陈莉莉被家属搀扶着走出小区的照片。照片里，陈莉莉穿着干净的外套，头发被梳理得整齐，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平静，完全看不出是刚刚夺走一条人命的凶手。而她的父母跟在旁边，对着镜头哭诉“女儿精神一直不好，都是我们没照顾好”。
“没照顾好？”赵慧低声重复着这四个字，突然爆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笑声里满是绝望和恨意，“没照顾好就可以杀人吗？我的女儿就该被你们的女儿活活捅死吗？”
她猛地将手机摔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像她此刻的心一样，再也无法拼凑完整。女儿的视频声音还在继续，却被她的哭声淹没。“晚星，我的晚星，你看看他们，他们还在为那个凶手找借口！你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不知哭了多久，赵慧的嗓子已经沙哑得发不出声音。她缓缓站起身，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轻轻推开房门。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粉色的墙壁，书桌上摆满了女儿喜欢的玩偶，衣柜里挂着各式各样的裙子，还有书桌上那本没写完的旅行日记。
赵慧走到书桌前，翻开日记。字迹娟秀，记录着女儿对未来的憧憬：“下个月想去稻城亚丁，听说那里的星空特别美；想把自媒体账号做到一万粉，分享更多成都的美好；想陪妈妈去一次海边，妈妈这辈子都没见过大海……”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在赵慧的心上反复切割。她的女儿，明明有那么多美好的计划，明明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却在最好的年华，死在了最残忍的方式下。
“是妈妈没用……”赵慧瘫坐在椅子上，泪水滴落在日记本上，晕开了字迹，“妈妈明明已经提醒过他们，那个女人有问题，可他们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不保护你？”
她想起自己三次向物业反映情况的场景。第一次，物业经理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们会留意”，转头就把事情抛到了脑后；第二次，她带着女儿的恐惧去求助，保安张大爷只能无奈地说“我们也劝过她，可她不听啊”；第三次，事发前一周，她几乎是哀求着物业加强管控，可得到的回应依旧是“会安排人多巡逻”的敷衍。
还有派出所。第一次报警，警察只是对陈莉莉进行了口头警告；第二次，她拿着陈莉莉随身携带刀具的证据去报案，警察却说“没有造成实际伤害，我们也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物业能重视一点，如果派出所能负责一点，如果门禁系统没有失效，如果安保人员不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这些念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的心脏，让她痛不欲生。
凌晨三点，赵慧依旧没有睡意。她走到客厅，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换着频道。突然，一则关于“精神病人犯罪是否该免责”的讨论节目映入眼帘。嘉宾们激烈地争论着，有人说“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应该减轻处罚”，有人说“不能让精神病成为犯罪的保护伞”。
赵慧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屏幕，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害怕陈莉莉会因为“精神病”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害怕女儿的冤屈永远无法昭雪。
她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律师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她声音沙哑地说：“律师，我想咨询一下，精神病人杀人，真的可以不坐牢吗？”
律师耐心地解释道：“赵女士，精神病人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关键看其作案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如果经鉴定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会被强制医疗；如果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会承担刑事责任，但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就和普通人一样承担责任。”
“可他们现在才说她有精神病，案发前从来没人说过！”赵慧激动地说，“她的家属现在才提交精神病史材料，是不是想故意规避责任？”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律师说，“后续我们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并且要求检察机关严格审查证据链，确保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你现在要做的，是收集好所有相关证据，包括你之前向物业和派出所反映情况的记录、邻居的证言等，这些都能证明陈莉莉的行为早有预警，且相关部门存在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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