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正月，是在近乎凝固的绝望与诡异的平静里挨过的。南京城内，市面虽还留着几分年节残痕，可人人眉宇间都锁着化不开的阴郁。北方消息时断时续，市井间悄然流传着各种矛盾的流言——时而说闯军受阻于大同、宣府城下，时而又传京营某部哗变。真真假假搅得人心惶惶，却没人敢公然议论半句。
朝会上，朱慈烺依旧是那副沉静得近乎冷漠的模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江南漕运、税赋，以及日渐增多的江北流民安置事宜。他不再主动提及北方战事，面对臣子们隐晦的试探，也往往不置可否。唯有孙传庭、史可法等寥寥几位亲近之臣，能从他愈发深邃的眼眸深处，捕捉到那压抑着的、如地火般奔涌的焦灼。
他缓缓展开信笺。上面的字迹潦草而模糊，显然是在极度仓促和慌乱中写就，有些地方还被不知是泪水还是血水晕染开。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寥寥数行字，却如同惊雷，一道接一道地劈在他的神魂之上：
“正月……闯逆陷大同……宣府降……”
“三月初……贼围京师……”
“十九日……外城破……陛下……陛下已……”
后面的字迹彻底模糊，难以辨认。
但已经不需要辨认了。西苑武英营的操练一日未歇，反倒愈发严酷。孙传庭似要将最后一丝生命力都燃在这支军队上，咳嗽愈发频繁，有时需倚着旗杆才能站稳，可发号施令时，声音仍如金铁交鸣，不容半分置疑。燧发枪的列装范围在缓慢却坚定地扩大，虽故障率依旧棘手，至少那整齐划一的排枪轮射声，已能给人带来一丝虚幻的安全感。
格物院内，宋应星带着工匠们几乎扎在了炉火旁。新式高炉在付出巨大维护代价后，总算初步实现稳定运行，钢水日产量勉强达了预期；燧发枪的月产量，也终于艰难突破百支大关。朱慈烺亲自去看过新下线的枪械，质量参差不齐，可他清楚，这已是当下时代、这般条件里能做到的极限。他没有苛责，只下令将最好的一批，优先配发给武英营中最精锐的哨队。
内部清理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魏国公徐弘基与忻城伯赵之龙，自那夜被“请”入宫中“议事”后，便一直称病不出，其门下相关势力也暂作蛰伏。朱慈烺以铁腕手段暂时压下了内部的反对声浪，但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若北方最终崩坏，这些地头蛇必定会再度抬头，甚至可能滋生出更险恶的心思。
时间，在压抑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流逝，沉重得如同铅块。
二月，悄然而至。北方的风声越来越紧，连官方渠道的消息也变得极其稀少而滞后。一种大难临头前的死寂，笼罩着南京。
二月十二，深夜。
南京皇城早已落钥，除了巡更守夜的侍卫，绝大多数人都沉入了不安的睡梦。文华殿内，烛火却依旧明着。朱慈烺毫无睡意，他立在那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图前，目光死死锁着北京的位置，仿佛要将那地图生生灼穿。
殿外传来极其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不是巡夜的侍卫那种规律性的步伐。朱慈烺猛地转身。
殿门被无声推开，王公公几乎是踉跄着扑了进来。他脸色煞白如纸，没有半分血色，嘴唇剧烈颤抖，手中紧紧攥着一封无任何标识、皱巴巴的信函。行至朱慈烺面前，他双膝一软，径直跪倒在地，将信函高高举起，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朱慈烺的心脏，在那一刻仿佛骤然停跳。他伸出手接过信函，入手处竟还带着远方捎来的冰冷尘埃，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腥气。
朱慈烺捏着信纸的手，稳得可怕，连一丝微颤都没有。他就那样立着，纹丝不动。殿内烛火跳跃，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阴影，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
王公公依旧跪伏在地，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压抑到了极致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是永恒。
朱慈烺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悲痛，没有愤怒，没有惊慌，只剩一片死寂的、深不见底的冰冷。那双原本清澈明亮的眸子，此刻宛如两口枯井，没有半分光彩，唯有无尽的黑暗与寒意，沉沉地漾在眼底。
他轻轻地将那封信函，放在烛火之上。橘黄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迅速将其吞噬，化为一点点飘落的灰烬。
然后，他转过身，面向北方——那个他名义上的父亲、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殉国的方向，缓缓地、庄重地，抬手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杏黄色的袍服。每一个动作都慢得近乎凝滞，却透着一股不容错辩的肃穆，仿佛在以这无声的姿态，与遥远的故都、逝去的君父，做一场跨越山河的告别。
一揖到地。
没有哭声，没有言语。只有无声的哀恸，在寂静的殿宇中弥漫，沉重得足以将人的灵魂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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