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香港大学，沐浴在亚热带初夏湿润的阳光里。
红砖砌成的陆佑堂在绿树掩映下显得庄重典雅，带着浓重的殖民时期建筑风格。
然而今日，这座通常回荡着学术讨论的建筑内，气氛却有些不同。
座谈会定在下午两点。
还不到一点半，陆佑堂外的石阶上、走廊里，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除了戴着眼镜、夹着书本的学生，更多是穿着长衫或西装、神色肃然的文化界人士，其中不乏几张常在报端出现的面孔。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兴奋和隐约的焦虑。
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停在远处林荫道旁。
车内，婉容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检查了一下脸上的薄纱——这是司徒美堂安排的，一层素雅的乔其纱，既能模糊面容，又不至于太过突兀。
她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暗纹旗袍，外罩浅灰色针织开衫，朴素而得体。膝盖上放着精心准备的讲稿，已经被她翻得微微卷边。
前排副驾驶座上，赵铁锤一身深灰色短打，像个沉默的随从，但锐利的目光透过车窗，不断扫视着四周。
他能轻易分辨出人群中哪些是普通学生，哪些是司徒美堂安排的洪门兄弟（他们以各种身份混迹其间），还有……几个行迹略显可疑、目光过于游移的身影。
驾驶座上，小野寺樱也换上了素净的旗袍，头发挽起，紧张地握着方向盘。
她今天的角色是婉容的“表妹”兼陪同。
“容姑娘，时间差不多了。”赵铁锤回头，声音压得很低，
“记住，按稿子说，不急不缓。若有突发状况，什么都别管，立刻跟樱子往预定的后门走，我们在那里有接应。”
婉容点点头，手指收紧，又松开。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但出乎意料地，并不全是害怕，还有一种即将登台、将要直面听众的使命感。“我明白，赵大哥。”
就在他们准备下车时，一辆插着日本领事馆小旗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过，在不远处的车位停下。
岩里次郎带着一名助手模样的年轻人下了车，整理了一下西装，脸上带着惯有的、矜持而疏离的微笑，径直走向陆佑堂正门。
赵铁锤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妈的，小鬼子还真敢来。”
“意料之中。”婉容反而平静了些，“他不来，才奇怪。”
两点整，陆佑堂内座无虚席，连走廊都站满了人。
主席台上，白发苍苍的“中华文化艺术促进会”会长做了简短开场白，痛陈国难，呼吁文化界人士以笔为枪，唤醒民众。随后，几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报人依次发言，或激昂，或沉痛，会场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婉容被安排在中间偏后的位置。
当司仪报出“下面，有请近日在《华侨日报》发表《北望随笔》、引发诸多共鸣的‘江上客’先生……的代表，江女士”时，会场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许多目光投向这位戴着面纱、身姿窈窕的年轻女子。
婉容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上讲台。灯光有些刺眼，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和无数张或好奇、或期待、或审视的脸。
她心跳如擂鼓，但当她站定，目光扫过台下，看到远处角落赵铁锤沉稳的身影，和前排小野寺樱鼓励的眼神时，奇异地镇定了下来。
她没有完全照念讲稿。开篇几句客套后，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会场，清越而带着一种内在的力度：
“……方才诸位先生所言，慷慨悲歌，令人动容。小女子不才，笔力浅薄，唯寄情于故纸山水之间，偶有所感，录于笔端，蒙《华侨日报》不弃，得以刊载，已属侥幸。今日登台，非敢言教，唯愿将心中一点愚见，与诸位分享。”
她顿了顿，面纱下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屋顶，望向北方。
“‘江上客’之谓，源于漂泊。然此漂泊，非个人之无根，实乃时代之悲鸣。吾辈文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岂独风花雪月，吟咏性情耶？当此山河破碎、金瓯残缺之际，铁蹄踏处，烽烟蔽日，我千万同胞流离失所，血泪成河。”
“每一支笔，纵不能化为投枪匕首，至少应成为一面镜子，照见这血与火的时代；成为一声呐喊，唤醒这沉睡或麻木的灵魂；成为一缕微光，为在黑暗中前行的人们，照见一寸前路。”
她的声音并不高亢，但字字清晰，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力量。台下鸦雀无声，许多人凝神静听。
“文章之道，贵在真诚。为苦难而歌哭，为不平而呐喊，为希望而书写，此乃文人之本分，亦是我辈身处此时代，无可推卸之责任。或许，一篇文章，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许，几声呐喊，不足以唤醒所有沉睡之人。”
“但萤火虽微，汇聚可成星河；跬步虽小，不息终至千里。今日在座诸位，皆是香江文化之菁英，青年之翘楚。”
“愿吾辈共勉，以手中之笔，心中之火，为这多难之祖国，为这挣扎之民族，尽一份心力，发一分光热。纵前路荆棘，纵风雨如晦，此心此志，九死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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