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愚当然不会因为林琳的几句话就认为杨士海的嫌疑不大。
就算她对杨士海没一点感情，可毕竟还是利益共同体。
真正促使朱愚做出以上判断的，是林琳拿出的那封信，通篇都在强调自己（也就是张丽丽）和杨士海有多恩爱，通篇都是刺激林琳的话。
可这和张丽丽母亲崔桂花以及闺蜜许青的口供是对不上的。
这两人口供里的张丽丽直到失踪前两天都是活得没心没肺的，没那么多心机。
许青更是说过，张丽丽只是在92年两人刚旧情复燃的时候想过和杨士海结婚，之后她是不想离婚的。
吴君是上门女婿，他也从来没有对张丽丽实施过家暴行为，或者应该说不敢，显然张丽丽对他是没有任何心理上的恐惧的。
可张丽丽每次和杨士海私会时还是会小心谨慎地瞒着丈夫吴君，这一点也能佐证许青说的是对的，她并不想离婚。
排除精神分裂的极个别因素，张丽丽失踪后出现的这两封信，通篇都和她失踪之前的实际状况是相悖的。
而且，它们最大的作用，都是将矛头指向杨士海。
过于刻意，那就有问题。
对于朱愚的分析，宋茜也是认可的。
除了逻辑推理层面，还有她从家庭层面出发的认知，她太清楚杨士海这种家庭的能量，就算是张丽丽威胁恐吓他，他的父母也有的是办法能摆平，根本不需要搞到杀人埋尸的地步。
预设好了答案，之后便是反证的过程。
有了第一封信的笔迹鉴定结果，从林琳那拿回来的第二封信很快被证明也是张丽丽本人的笔迹。
如果信是本人写的，那会不会不是本人寄的呢？
朱愚的切入点是信纸。
两封信都是写在报告纸上的，是90年代最常见的款式，顶端和底部都有一条直线，顶端的略粗写，上方印有全山县民进塑料厂八个大字。
这是张丽丽原先工作过的工厂，可崔桂花和吴君都说过张丽丽自从1990年手指受伤之后就再也没上过班，那她为什么还会有原来工厂的报告纸？
难道是原先工作时拿回家没用完的？
朱愚又去了趟张丽丽家中，询问崔桂花有关张丽丽工作的具体情况。
“就是厂里养着她，她不用去上班啊。”崔桂花的答案一如往常。
“厂里有没有给她挂个闲职，比如工会、厂报之类的？”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那家民进塑料厂是国营的，如果厂里每个月都正常给张丽丽发工资的话，是需要立个名目的。
宣传干事、工会干事补贴这种，对于不干活的张丽丽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这我哪知道呀，我都不认识字啊警察同志。”
朱愚知道再这么问下去也是白搭，于是转而说道，“你女儿房间里有没有报告纸，你去帮我找找。”
“好，好。”崔桂花说着，走进了女儿女婿的房间。
“再帮我找找有没有邮票。”朱愚冲她说道。
不一会儿，崔桂花抱着一沓报告纸回到了客厅。
“警察同志，你说的是这个吧？”
朱愚接过崔桂花手上的报告纸，便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虽然那些纸也是全山县民进塑料厂的抬头，可字体颜色却是蓝色的。
“就只有这些吗？没有红色的吗？”朱愚问道。
“没有，只找到这些。”崔桂花摇摇头，又把手里的邮票递给朱愚，“邮票也就只有这两张。”
一共五张邮票，被平铺在一张单页透明袋里，而且这五张邮票的主题都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右下角统一都有1970的字样，显然是收藏用的。
林琳那封信上的邮票却是一枚非常普通的生肖邮票。
这么看的话，邮票似乎没法证明是不是张丽丽本人寄出的信件。
朱愚决定先去全山民进塑料厂求证报告纸的情况。
其实在看到蓝色报告纸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大概有了答案。
这种报告纸都是厂里按年度统一印制的，跟挂历似的。
张丽丽房里只有蓝色报告纸，那意味着民进塑料厂1993年的报告纸种类应该就是这种蓝色的。
她房里也没有别的报告纸，那两封信用的红色报告纸又是哪一年的呢？
所幸，朱愚的所有疑问都在塑料厂办公室主任那得到了答案。
为了合规，厂里确实给张丽丽安了个厂报记者的抬头。
原本就有些文艺气质（琼瑶迷）的她对此还挺上心，每个月都会给厂报写一篇通讯稿。
所以自1990年起，张丽丽每年都是申领厂里的报告纸，这就是她家里会有民进塑料厂报告纸的原因。
至于那两封信所使用的红色报告纸，朱愚一眼就认出它们是1992年的式样。
这也就意味着，这两封信虽然是张丽丽亲笔写的，但它们的成文时间应该是1992年而非她失踪的1993年。
鉴于张丽丽家里并没有1992年的报告纸存货，且1993年的报告纸也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样的推断完全是能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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