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论功行赏。林远并未将张彦泽调回中枢，反而顺势将其封为“陇右刺史”，令其驻守新得的陇右及部分西域商路要冲。这看似是重用，实则是将其势力限制在远离秦国腹地的边疆。
然而，林远深知张彦泽此人性情难驯，骄兵悍将，仅靠官职难以约束。
不久后，他便以“杀伐过重，激起民怨，有损国体，天道不容”为由，下达了一道冷酷而精准的军令：将张彦泽麾下最为跋扈、罪行最为昭彰的十三名心腹将领，就地正法，传首边关各军，以儆效尤。
此举无异于斩断张彦泽最锋利的爪牙，更是对其最严厉的警告。刑场之上，十三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消息传至张彦泽军中，全军震骇。张彦泽本人更是惊惧交加，他这才彻底明白，自己这把“刀”虽利，但执刀之人若想毁掉刀柄，也不过是一念之间。
惊恐之下，张彦泽连夜上书请罪，言辞卑屈，赌咒发誓永世效忠秦王，绝无二心。林远见敲打目的已达到，便顺势安抚，此事暂告一段落。张彦泽经此一事，气焰大挫，虽仍镇守陇右，却再不敢如往日般肆意妄为。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柴荣的十三岁少年，走进了“悟道书院”。
这一年，教授他武功的不再是周胜，而是林远。
自此，柴荣的命运轨迹彻底改变。林远对这个弟子寄予厚望，不再仅仅是传授治国权谋之术。他亲自为柴荣制定严苛而系统的修习计划，将自身绝学倾囊相授。
每日寅时，柴荣便需起身，于书院后的竹林空地，修习至刚至阳的《五雷天心诀》。午后，则转入静室，参悟玄奥精深、生生不息的《天一功》，养浩然之气，悟天地至理。
林远教他的，不仅是武功绝学，更是为君之道、御下之术、济世之方。他带他观政，教他判案，与他纵论古今兴衰，剖析天下大势。林远要将自己半生所学、所悟、所得，乃至那些未能实现的抱负与理想，都灌注到这个年轻的弟子身上。
他要教的，不是一个权臣，一个枭雄，而是一个心中装着黎民苍生、胸中有韬略乾坤、肩上有责任担当的——千古明君。
…
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在真正的“合”到来之前，往往是更剧烈的“分”。
就在中原、契丹、西域乃至龙虎山都卷入各自的旋涡之际，蜀地的成都，平静之下亦酝酿着变局。
孟知祥坐镇蜀中多年，励精图治，安抚流民，发展农桑，使得蜀地在大乱之世中堪称一片难得的安宁富庶之地。然而，随着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那份潜藏心底、源于乱世枭雄本能的欲望——称帝建元，留名青史——变得日益强烈，几乎成了他一块难以纾解的心病。
可他也深知，头顶悬着一把利剑——长安的秦王林远。
林远与张子凡的关系天下皆知，而张子凡如今再次登基，至少在名义上仍是中原共主。自己若贸然称帝，便是公然叛逆，给了林远出兵伐蜀的绝佳口实。以秦国如今的兵锋之盛，蜀地虽险，恐难久持。
几经煎熬与谋士密商，孟知祥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之策。
他并未直接向洛阳的张子凡发难，而是派出规格极高的使团，携带重礼与一封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机锋的国书，前往长安。
国书之中，孟知祥极尽谦卑，称颂秦王林远“功盖寰宇，德被苍生”，是“中原正统之砥柱，天下安危所系”。他表示，蜀地愿“永奉秦王为‘道明清一正直皇’，执弟子礼，岁岁朝贡，不敢有违”。但同时，他也明确表示，蜀地将“不预洛阳朝会，不受张氏号令”。
这“道明清一正直皇”的称号，古怪拗口，显然是临时拼凑，既有尊奉，又刻意模糊了君臣名分，更将林远抬到了一个近乎超然“共主”的虚位上。其核心意图昭然若揭。
随后不久，在精心筹备后，孟知祥于成都祭天告祖，自立为帝，国号仍为“蜀”，改元明德。登基大典刻意低调，未发檄文声讨中原，只强调保境安民，延续蜀地繁华。其姿态，始终是“在林远之下”的“偏安一隅之帝”。
称帝后的孟知祥，并未感受到太多君临天下的快意，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心惊胆战。
他日夜忧虑长安的反应，担忧洛阳的讨伐，更害怕自己这步险棋会成为蜀地祸乱的根源。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本就衰弱的身体迅速垮塌。称帝不过数月，孟知祥便在忧惧交加中病逝于成都皇宫，临终前，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深深的忧虑。
其子孟昶即位，尊孟知祥为高祖，上谥号“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
孟昶年少继位，深知父亲这“称帝”之举留下的烂摊子危机四伏。他比其父更加务实，也更懂得隐忍。遵照孟知祥遗诏，孟昶在丧期过后，便亲自率领庞大使团，携带更加丰厚的贡品，以及父亲那份充满无奈与算计的“遗诏”，远赴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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