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花辞掉了长沙的临时工，留在江门医院。她白天在病房照顾朱金华，喂药、盯着血糖仪、帮行动不便的他擦身、处理导尿管，晚上就在病房角落的行军椅上蜷缩着对付一夜。她依旧沉默，动作麻利，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只是在完成另一份护工的工作。朱金华清醒时，眼神复杂地看着她，有羞愧，有依赖，偶尔想说什么，王香花总是淡淡地打断：“喝药吧。”或者“该测血糖了。”过往的恩怨情仇，在病魔和生存的重压下，似乎都被暂时封存了，只剩下一具需要照顾的躯体和一种基于最原始责任感的维系。
钱像流水一样淌走。卖房的钱，加上朱金华那点可怜的积蓄，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尽管王香花精打细算，尽管周善良得知情况后又托人捎来了一些钱（王香花默默记下，日后定要还），尽管两个孩子尽可能节省，依旧杯水车薪。朱金华的状况时好时坏，并发症层出不穷。这场与病魔和贫穷的拉锯战，持续了大半年。最终，在一个阴冷的冬日清晨，朱金华在又一次严重的并发症发作后，没能再醒来。他耗尽了所有的钱，也耗尽了自己。
朱家的族谱修好了，厚厚的一册，烫金的封面在老家简陋的堂屋里显得有些突兀。负责修谱的族叔公将一本崭新的族谱递给王香花，语气带着点程式化的惋惜：“金华媳妇，拿着吧。金华的名字在里头，你们这一支，也算续上了。”
王香花接过那本沉甸甸的族谱。封面冰凉光滑，烫金的大字“朱氏族谱”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晃眼。她翻开扉页，手指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陌生名字，最终停在属于“朱金华”的那一行。名字后面，跟着简短的生卒年月。她合上册子，没说话。这本耗费了朱金华最后一点“面子”、也耗费了她三千血汗钱换来的族谱，此刻拿在手里，只觉得无比讽刺和沉重。它像一个华丽的墓碑，矗立在朱金华潦草收场的人生之上，也压在她疲惫不堪的肩头。
朱金华的骨灰被安葬在老家的后山。简单的仪式后，喧嚣散尽。王香花站在那座新垒起的小小坟茔前，身边站着两个沉默的孩子。山风呜咽，卷起枯叶。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耗尽所有力气后的巨大虚空。这个男人，曾是她半生的纠缠，是荣光的共谋者，也是屈辱的施加者，如今化作一抔黄土，留给她一个“寡妇”的身份，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本崭新的、冰冷的族谱。
回到江门那间临时租住的、家徒四壁的小屋，王香花看着低头不语的一双儿女，又翻出那本族谱看了看。她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江门，这座埋葬了她青春、奋斗、失败、婚姻和最后一点积蓄的城市，此刻在她眼里，只剩下冰冷的钢筋水泥和沉重的回忆。
一个念头在她疲惫的心里渐渐清晰：离开这里。彻底离开。
她开始查资料，打电话。对比来对比去，长沙的房价比江门便宜不少，房租也更低。更重要的是，她打听过，长沙几所重点高中的升学率、教育资源，远非江门可比。女儿成绩中等，儿子还算聪颖，留在江门，看不到太好的出路。她自己呢？在长沙做过护工、保洁，人脉虽浅薄，但至少知道门路。周善良那个实在人，或许还能帮衬一二。
几天后，她拨通了周善良的电话，声音带着久违的、寻求帮助的小心翼翼：“小周老板，是我，王香花。有件事……想麻烦你打听打听。我想带孩子……转到长沙来读书，你看……方不方便问问路子？主要是孩子读书的事……”
电话那头的周善良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爽快应承下来：“王姐，你要来长沙？好事啊！孩子读书是大事！你放心，我老婆娘家有个表舅在教育局，我这就去问！包在我身上！”
周善良的办事效率出乎意料地快。几天后，他就给了回音，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总算托关系在长沙一所不错的公立初中给王香花的儿子争取到了一个借读名额，女儿也联系上了一所管理严格的高中。他甚至还热心地帮忙在靠近学校的地方物色了一套便宜的老小区出租房。
“王姐，房子小了点，旧了点，胜在便宜，离学校也近！钥匙我先帮你拿着，你们来了直接住！”周善良在电话里说，声音带着市井的温暖。
挂了电话，王香花看着桌上摊开的江门地图和长沙的学校资料，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她拿出那个磨得发白、记满了数字和欠账的旧本子，翻到崭新的一页，在最顶端，用力地写下两个字：长沙。
搬家的那天，东西少得可怜。几床被褥，几件换洗衣服，一些锅碗瓢盆，还有那本崭新的、烫金的《朱氏族谱》。王香花把族谱塞进了装衣服的箱子最底层，像埋葬一个不愿再触碰的旧梦。
绿皮火车再次哐当哐当地驶向长沙。这一次，车厢里不再是她孤身一人。女儿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儿子好奇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王香花也望着窗外，眼神疲惫却异常清醒。窗外是不断变换的田野、河流和城镇轮廓，如同她跌宕起伏的前半生。江门的繁华与倾塌，医院的消毒水与死亡气息，老周枯瘦的手，朱金华病床上绝望的眼神，债主们愤怒的唾骂，周善良塞过来的厚信封……无数画面在脑海中闪回、交织，最终都沉淀为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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