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初夏，清溪村外的段氏草药基地里，新抽芽的桔梗苗沾着晨露，在阳光下泛着嫩绿色的光。一辆印着“省农科院”字样的吉普车停在田埂边，陆衍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正帮一位戴老花镜的老人拎着铁皮工具箱，身后跟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一进基地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同样是甘草苗，段家基地里的比普通田里的高半指，叶片更厚，凑近闻，药香也更浓郁。
“王教授，您看这株甘草，”陆衍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壤，露出须根，“根系比普通品种发达近三成，这就是段家‘特殊培育’的效果。”被称作王教授的老人是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所长，从事种苗研发三十年，此刻他从工具箱里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着须根上的根瘤，又捏了一小片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眉头渐渐舒展开：“甜分足，纤维细，药效成分肯定不低。小陆，你说的没错，这品种确实有研发价值。”
说话间，筱棠和爷爷段守业提着竹篮走了过来，竹篮里装着刚采的金银花，花瓣上还带着水珠。段守业把竹篮递到王教授面前，声音带着老一辈的恳切：“王教授，尝尝咱这金银花，用老法子养的，泡水喝清热解暑最管用。咱段家种草药，讲究‘顺天时、守古法’，现在想跟农科院合作，就是想让老法子跟新科技结合，种出更好的苗，让更多人种得起、用得上。”
王教授接过一朵金银花，放在鼻尖轻嗅，眼里满是认可：“老段师傅，我早就听说您的名声，去年农科院做草药检测，你们送的甘草样本，有效成分含量比国家标准高28%，当时我就想登门拜访了。现在国家鼓励‘产学研结合’，你们有好的种植基础和传统经验，我们有技术和设备，合作肯定能成大事。”
当天下午，段家客厅里摆开了长桌，桌上铺着草药基地的地图，还有陆衍整理的《段氏草药品种特性报告》。王教授指着地图上标注的“试验田”区域，说：“我们初步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共建‘中药种苗联合研发实验室’，就设在你们的草药基地旁边，我们派技术人员常驻，负责种苗的基因检测和抗病性试验；第二步，筛选核心品种，先从甘草、桔梗、丹参这三种你们种得最成熟的草药入手，培育高产、抗病、药效稳定的优质种苗；第三步，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把培育成功的种苗推广给周边种植户，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筱棠坐在陆衍身边，手里拿着笔，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听到“抗病性试验”，她抬头补充道：“王教授，我发现咱们的草药在潮湿天气里不容易生霉，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看看能不能培育出更耐涝的品种。去年南方有些地区闹水灾，草药减产严重，如果能有耐涝种苗，就能减少损失。”
这话让王教授眼前一亮，他连忙翻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小段同志这个想法好！现在很多地区的草药种植受气候影响大，耐涝、耐旱的种苗正是市场急需的。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模拟不同气候环境，测试种苗的适应性，再结合你们的‘特殊培育方法’，肯定能出成果。”
段建军也凑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草药临床记录》，是这些年在村卫生院用段家草药治病的病例：“王教授，这是我整理的用药记录，用咱们的甘草治咳嗽，比普通甘草见效快一天半；用丹参治心绞痛，副作用也更小。要是能把这些临床数据结合到种苗研发里，说不定能培育出药效更精准的品种。”
“太重要了！”王教授接过记录本，如获至宝，“临床数据是种苗研发的重要依据，咱们不仅要种出‘好苗’，还要种出‘对症的好苗’，这样中成药才能更有效。”
接下来的一个月，草药基地里热闹起来。工人们忙着搭建实验室，砖墙砌得笔直，窗户装的是双层玻璃，为了保证无菌环境，地面还铺了防滑的环氧树脂。陆衍每天往返于农科院和基地之间，拉来第一批实验设备——显微镜、培养箱、土壤检测仪，都是农科院调配的最新款。段守业则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草药种苗谱》拿了出来，里面记着从他父亲那辈传下来的种苗选育方法，比如“选霜降后采收的种子，来年发芽率高”“用草木灰拌种，能防虫害”，这些老经验，正好给农科院的技术人员提供了新思路。
筱棠的任务，是负责“试验组”的种苗培育。她特意在基地角落开辟了一小块田，每天趁着清晨没人，用稀释的灵泉水灌溉。她发现，用灵泉水泡过的种子，发芽时间比普通种子缩短了两天，而且幼苗的根系更健壮。但她从不说破，只说是“按照爷爷的老方法，用特殊的草药水浸种”。有一次，农科院的年轻技术员小李好奇地问：“小段姐，你这‘草药水’是什么做的？我也想试试。”筱棠笑着递过一瓶混了少量金银花露的清水：“就是普通的草药熬的水，得按比例配，多了少了都不行。”小李试了一次，没看出特别效果，也就没再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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