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日内瓦，WHO（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玻璃穹顶下，阳光透过棱镜洒在“传统医药全球标准研讨会”的会场上。念衍坐在中方代表团的席位上，面前摊开的文件夹里，一半是打印整齐的《中药复方全球标准提案》，另一半是陆衍那本封皮磨损的《1985-1995中药长期临床随访录》——泛黄的纸页上，用蓝黑墨水记录的1000例患者数据，是他这次来博弈的“底气”。
“段总，美国辉瑞的代表刚才在后台说，要质疑咱们提案里的‘中药复方安全性评估方法’。”特助小陈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他们说中药‘成分复杂’，无法像西药那样做单一成分的长期毒性实验，不符合‘全球统一标准’。”
念衍的指尖划过随访录里“患者周桂兰，女，58岁，类风湿关节炎，服用黄芪当归方12年，肝肾功能持续正常”的记录，抬头看向会场入口——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戴维斯正带着团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质疑报告，而他身后，竟跟着仁和堂的赵立明。
“没想到赵立明还没死心。”念衍低声自语。上次非洲专利诉讼失败后，仁和堂的市场份额仅剩不到5%，可赵立明却借着“西药企业盟友”的身份，试图在WHO标准制定中彻底否定段氏的提案——只要段氏的标准不被采纳，中药出海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补充疗法”的范畴。
研讨会正式开始，戴维斯果然第一个发难。他将一份《中药成分不确定性分析报告》投在大屏幕上，指着其中的折线图说：“根据我们的检测，‘芪归胶囊’的有效成分在不同批次间波动超过8%，而西药的波动范围必须控制在3%以内——这样的‘不稳定性’，怎么能纳入全球标准？”
会场里顿时响起窃窃私语，几位东南亚国家的代表皱起了眉头——他们原本计划参考段氏的标准制定本国的中药法规，一旦提案被否，后续工作将陷入停滞。赵立明趁机起身补充：“我们仁和堂之前也做过类似实验，发现部分中药长期服用会导致肝损伤，这里有20例‘不良反应记录’，可以证明中药的安全性风险。”
念衍看着赵立明递上去的“不良反应记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记录里的患者编号格式，和段氏早年的病例编号完全一致，明显是伪造的。他举起陆衍的随访录，声音清晰有力：“戴维斯先生，赵总，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他将随访录里1988年的病例投影在大屏幕上：“这位叫周桂兰的患者，从1988年开始服用黄芪当归复方，至今已有37年，我们每年都会跟踪她的肝肾功能——最新的检测报告显示，她的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甚至比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更好。”他又调出段氏区块链溯源平台的数据，“至于成分波动，我们通过‘生态培育法’和精准灌溉，已将波动控制在4%以内，且这个波动范围经过临床验证，不影响疗效和安全性。”
戴维斯皱着眉，刚要反驳，会场的门突然被推开——科恩教授带着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儿童医院的范德萨博士走了进来。范德萨手里拿着莉娅的5年用药记录，快步走到台前：“我要补充一组儿童数据。”他将莉娅的关节X光片和肝肾功能报告投在屏幕上，“这个荷兰女孩从6岁开始服用‘芪归胶囊儿童剂型’，现在11岁，不仅风湿性关节炎没有复发，身高体重也远超同龄儿童——所谓‘长期安全性风险’，在我们的临床数据里完全不成立。”
这时，筱棠的视频电话突然打了进来，屏幕上出现了国内某三甲医院的会议室——十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镜头前，其中就有随访录里的周桂兰。“WHO的专家们好，我是周桂兰。”老人举起手里的检测报告，声音洪亮，“我吃段家的药37年，现在还能帮家里带孙子，要是药不好，我能吃这么久吗？”
其他老人也纷纷开口，有人展示自己的用药日记，有人讲述康复后的生活——一位曾经卧床不起的老工匠，甚至现场展示了自己用桃木雕刻的“黄芪”摆件：“这是我给段家刻的，感谢他们的药让我重新拿起刻刀。”
会场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印度传统医药部的代表率先发言：“段氏的标准不仅有长期临床数据支撑，还结合了现代溯源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范例。”巴西、南非的代表也纷纷附和，要求WHO采纳段氏的提案。
赵立明脸色惨白，试图辩解自己的“不良反应记录”，却被戴维斯打断：“赵总，你的记录里有明显漏洞——这些患者编号在段氏的溯源平台里根本查不到，而且检测机构的名称是虚构的。”戴维斯转头看向WHO专家团，语气带着歉意，“辉瑞之前的质疑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现在我认可段氏的标准提案。”
WHO传统医药司司长最后宣布：经过讨论，正式将段氏提出的“中药复方溯源体系”“长期安全性评估方法”“生态培育标准”纳入《全球传统医药发展指南》，并邀请段氏草药集团牵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药标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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