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三个女生的合照，男生们则收敛了玩笑，纷纷称赞。
“这张好这张好！都好看！”钱爱国第一个表态。
刘江涛凑近了看：“啧啧，这真是三个女大学生！看着就有文化！”
王建民虽然没说话，但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很久，特别是看向胡文玉时，眼神柔和。
刘江涛拿着六人合照，又开始发挥想象力：“咱们这照片可得留好了！等过个几十年，咱们都成了老头老太太，再拿出来看！哎，你们说到时候咱们都在干啥呢？”
王萍憧憬道：“文玉和秀丽肯定是在北京的大单位里当工程师、科学家！”
赵秀丽笑：“那可说不准，说不定王萍姐你到时候是院长呢！”
王萍则笑着指向男生们：“王建民说不定是哪个大厂的总工了，钱爱国成了优秀教师，刘江涛嘛……”她故意顿了顿，“成了专门给总工和专家们开车的老师傅！”
刘江涛立刻梗着脖子：“嘿！瞧不起谁呢！我到时候怎么也得是个……是个管着老师傅的科长！”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空气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和离别前最后的欢聚温情。
他们小心地将照片分好，约定好以后一定要常写信，有机会就要再聚。
赵伟强趁着胡文玉还没走，溜到知青点，塞给胡文玉一包红薯干。
“嫂子，你去北京了好好学习，以后你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满仓哥看见了，也盼着你好嘞。嫂子，你到了北京能给俺寄张照片回来不？俺想看看天安门。”
“好，六子，嫂子给你寄。”
“嫂子，你不能再叫俺小名了，我都十六了，我大名叫赵伟强。”赵伟强坚持道。
“好，赵伟强同志，我记住了。”胡文玉板着脸，压着笑意。
才十六，还是小孩呢。唯有他还坚持叫嫂子，这是他记着曹满仓的方式。
25号清晨，老王头高高兴兴拉着牛车将三位女知青送到公社汽车站，支书大队长带着社员在村口送行，嘱咐她们有机会再回来看看乡亲们。
三人提着大包小包，坐上到县城的班车，又赶着到了火车站。王萍的车先到，赵秀丽在候车室看着行李，胡文玉将王萍送上了火车。
胡文玉将最后一包行李从窗口递给王萍，嘱咐着王萍看好行李。王萍趴在窗户上泪眼朦胧，约定一定常联系，到了就给她写信。
看着火车发动后，胡文玉挤回原地，赵秀丽看她回来，赶紧去趟公厕。两人的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直到两人费劲挤上火车，找到座位，这才敢松口气。
这时候还是绿皮火车，窗户一推就开了，厢里混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味：汗味、烟味、饭菜味、还有人群长时间拥挤在一起的体味，所有这些困在车厢里，形成一股暖烘烘的浊流，扑面而来。
硬座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塞满了五花八门的编织袋、木箱子、铺盖卷，仿佛要把所有的家当都带向远方。
她俩的位置恰好是连着的双人座，胡文玉让赵秀丽坐里面，胡文玉解下斜跨的水壶，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这才觉得舒服点。
她对面坐了一位穿干部服的男同志，里面是一位和蔼的婶子，大娘看着她们两个姑娘上来，客气的笑笑。
“秀丽，刚上车我看了，水箱在北边，你要接点水吗？”
“不用了，快歇歇，我壶里还有点。”
胡文玉这才有机会打量旅客，有穿着四个兜干部服的中年人；有怀里抱着不停哭闹婴儿的满脸疲惫的母亲；有皮肤黝黑、带着头巾的农民，蹲在车厢连接处，默默地抽着旱烟；
更有不少像她们一样，脸上带着憧憬又有些茫然神情的年轻人，或许也是去上大学，或许是为了别的梦想奔赴异乡。
车厢里吵吵嚷嚷，像一锅煮沸的粥。有人在高声谈笑，有人在打扑克，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呵斥声、随着列车轮碾压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哐当”声，不绝于耳。
胡文玉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村庄和光秃秃的树木，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
斜对面的旅客掏出大饼吃了起来，胡文玉也觉得饿了。她和赵秀丽对视一眼，默契地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出发前煮好的鸡蛋和烙的饼子，就着水壶里已经凉透的白开水，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经过接近一天的行程，两人疲惫又紧张，火车上人挤人，在座位上窝了一天，两人腿都肿了。
在郑州站换乘时，场面更加混乱。她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被人流裹挟着，跌跌撞撞地走下火车，又按照指示牌和广播，焦急地寻找开往北京的那趟列车所在的站台。
站台上黑压压全是人，扛着大包小包，奔跑着，呼喊着。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尖锐刺耳，白色的水蒸气弥漫开来，模糊了视线。
“秀丽！这边！快跟上！”胡文玉紧紧拉着赵秀丽的手，生怕被人流冲散。她们像两颗微不足道的沙粒，在巨大的迁徙洪流中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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