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明发上谕和密旨抵达淮安，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瞬间激起了更剧烈的反应。
王琼、林俊、李鐩三人跪接圣旨后，神色各异。
王琼面色沉静，心中却波澜微起。陛下支持继续深查，但要“实据”，这与他稳扎稳打的策略不谋而合，但“勿打草惊蛇”和“另遣专人”的指示，也让他感到一丝压力，说明陛下对目前的进展和方式并非完全满意。
林俊则紧握着那份密谕，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陛下的关怀让他动容，但“操之过切，恐非其罪”的告诫，像一根针扎在他心头。他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过于激进，险些授人以柄，但让他放弃追查京官，绝无可能。他深吸一口气，将委屈与焦躁压下，决定改变策略，如同陛下所言，“以智取”。李鐩则是大大松了口气，陛下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必须牢牢抓住。他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漕运恢复方案中，几乎住在了漕运衙门的案牍库和码头工地上，力求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章程，将功折罪。
淮安层面的清算迅速展开。
依据王琼等人核实的罪证，皇帝朱批“依律严惩”。漕运总督李蕙、淮安知府等数名罪魁祸首被判处斩立决，家产抄没，男丁流放，女眷没入教坊司。其余涉案官吏，根据情节轻重，或革职，或流放，或杖责。一时间，淮安城头血雨腥风，菜市口的血迹冲刷了数日方才淡去。这场严厉的处置，极大地震慑了淮安乃至整个运河沿线的官场，也让“正德皇帝”的威名，首次以如此酷烈的方式传遍天下。
然而，表面的肃杀之下，暗流更加汹涌。
李蕙等人被处决，看似切断了线索，但实际上，他们背后牵连的网络并未根除。
那些隐藏在京师、南京，甚至各地的“保护伞”和利益攸关方，在短暂的惊惧之后，开始更加隐秘地活动起来。
仁寿宫内，张太后的心情极为复杂。
一方面，儿子展现出的铁腕让她这个做母亲的感到一丝陌生甚至畏惧；另一方面，淮安案牵扯出的勋贵、官员，不少与张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她两个兄弟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名下也有田庄、店铺依附漕运牟利，虽未直接卷入李蕙案，但也吓得够呛，连日入宫向姐姐哭诉，恳求她在皇帝面前转圜，生怕下一把火就烧到自己头上。
“皇帝如今是越发有主见了。”张太后对身边的心腹老宫人叹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落寞和担忧，“哀家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只盼他做事能留些余地，莫要把人都得罪光了。”她并未直接去找皇帝为兄弟求情，那无疑是火上浇油，但她开始更加关注朝局，暗中叮嘱张氏族人收敛行径，清理首尾。
司礼监内，刘瑾对淮安的人头落地并不关心，他甚至乐见其成，文官倒霉就是他宦官的机会。
他更在意的是皇帝“另遣专人”调查京官牵连的密旨。这意味着有一条新的调查线绕开了他！这让他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他立刻加紧了活动，一方面催促那些被他鼓动起来的言官，继续寻找机会弹劾与漕运有关的文官，扩大战果，搅乱局面；另一方面，他动用自己掌控的东厂力量，也开始秘密调查与此案相关联的人，试图抢在皇帝派出的“专人”之前，掌握关键证据，以便将来挟制皇帝，或者与某些人做交易。
朝堂之上，关于新任漕运总督的人选之争，迅速成为新的焦点。
漕运总督位高权重，掌控帝国经济命脉，历来是各方势力争夺的肥缺。
如今空缺，更是引得无数人眼红。
内阁首辅刘健倾向于选派一位资历深、威望重、熟悉河工漕务的老臣，以确保漕运稳定，例如工部左侍郎丛兰。
而次辅李东阳则考虑更多，他既要平衡南北官员的势力，也要顾及漕运系统内部的平稳过渡，他心中另有人选。
一些勋贵集团则希望推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官员，以便继续从中牟利。
甚至镇守太监们也试图安插自己人，或者至少是不能损害他们利益的官员。
吏部收到的推荐名单长得惊人，各方陈情、请托的私信更是雪片般飞向几位阁臣和司礼监大珰的案头。
这场人事角逐，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淮安案的审查，成为了检验朝中各派系力量消长的试金石。
西苑豹房内，朱厚照听着张永关于朝堂动向和各方反应的密报，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周遇吉对漕运事务了解如何？”他忽然问道。
张永一愣，回道：“回皇爷，周遇吉生长宣府，于边务熟悉，对漕运…恐非其长。”
“嗯。”朱厚照点了点头，不再多问。他问周遇吉，并非真想让他去管漕运，而是在思考军事与漕运的关系。
漕粮是边军的生命线，未来的军事改革，离不开漕运的保障。他将周遇吉调入西苑，也有这方面的长远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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