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仓场案和寿宁侯案的尘埃落定，并未让朱厚照有丝毫松懈。
他深知，雷霆手段铲除的只是表象的毒瘤，而滋生贪腐的土壤——那套落后而封闭的管理体系，才是更需要被革新的对象。
这日午后，他再次驾临西苑豹房，径直来到了王良等人负责的数据核算间。
屋内，算盘珠子的噼啪声此起彼伏，几个算学先生正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账册中。
王良见皇帝到来，连忙起身迎驾，脸上带着疲惫却兴奋的光彩。
“陛下，通州仓场近五年的漕粮出入数据，初步核算已有结果了。”王良捧着一本厚厚的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图表。
朱厚照注意到，他用的并非传统的流水账记法，而是自己之前偶然提及、并让王良尝试的表格对比法和趋势图，虽然线条粗糙，但已初具雏形。
“讲。”朱厚照接过册子，饶有兴致地翻看着。这些冰冷的数字，在他眼中却仿佛有了生命，诉说着漕运系统内部触目惊心的浪费与流失。
“陛下请看，”王良指着表格上一处用朱笔圈出的数据，“根据文总督提供的原始仓廒记录与户部、漕司的汇总账册比对，仅通州西仓一处，近五年账面‘雀鼠耗’及‘运输漂没’平均损耗率为一成二，但根据仓廒容量、周转频率及往年无灾情下的合理损耗推算，实际正常损耗应不超过半成！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超过七千石的粮食，是以‘损耗’为名，被层层贪墨了！”
七千石！朱厚照心中默算，这足以供养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一月之需！而这仅仅是通州数个仓场之一！
他的眉头深深皱起，这就是缺乏独立审计和监督的恶果。
地方和部门自己记账，自己核销，上下其手，漏洞百出。
“还有，”王良又翻到另一页，上面绘制着简单的折线图，“这是近三年漕船从淮安至通州，‘漂流’（沉船损失）申报数额的走势。去岁风调雨顺，运河无特大险情，然‘漂流’申报却比前年水患多发时，反而增加了三成！
这显然不合常理。结合吴靖供词及锦衣卫查证，这些多出来的‘漂流’，多半是监守自盗，或者与沿途闸坝官吏勾结，虚报损失，私分漕粮。”
朱厚照看着那明显异常上翘的曲线，仿佛看到了无数蠹虫在帝国的血管上啃噬。
他前世主政地方时，就极其重视数据分析和审计监督，深知“靠数据说话”的重要性。
在这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想要精准地发现问题、评估政策效果，建立一套相对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体系，比单纯依靠官员的道德自觉和零星奏报要可靠得多。
“王良，你做得好。”朱厚照赞许地点点头，这王良果然是个人才，对数字敏感，而且能理解并运用他提出的新方法。“将这些分析，连同具体数据、比对方法，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报告。不仅要指出问题，还要提出改进建议，比如，如何制定更合理的、分地域、分季节的损耗定额；如何建立独立的、跨部门的漕粮稽核队伍；甚至…如何利用漕船往返，系统性地收集运河水位、险滩、闸坝状况的信息，为日后水利工程和航运管理提供依据。”
他这是在引导王良，将数据分析和现代管理思维的种子，播撒到这个时代的土壤中。
虽然他知道，受限于技术和官僚体系的惰性，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他必须开始做。
王良听得眼中异彩连连，皇帝的想法总是如此新奇而又切中要害！他连忙躬身：“臣遵旨！定当仔细整理，不负陛下期望！”
离开数据核算间，朱厚照信步走到了周遇吉所在的兵事舆图室。
周遇吉正在一张巨大的宣大地形图上，用不同颜色的小旗标注鞑靼骑兵近期的活动范围和频率。
“陛下，”周遇吉见礼后，指着地图汇报道，“根据杨总督传来的最新哨探情报和边市商人反馈，小王子部今秋似乎集结较早，动向也比往年更显诡谲，频繁骚扰我宣大外围堡寨，似有大规模寇边的意图。臣以为，需提醒杨总督及诸边镇，提前戒备，加固城防，并派出精锐夜不收，深入草原，探查其真实意图和兵力部署。”
朱厚照看着地图上那代表敌情的密集旗帜，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既为边关的紧张局势感到担忧，一种属于帝王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同时，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又对这种近乎永恒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感到深深的无奈与疲惫。
他知道，仅仅依靠被动防御和周期性征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的边患。经济渗透、文化融合、技术代差…或许才是更长久的解决之道。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国力，更需要打破旧有思维桎梏的勇气。
“你的判断很对。”朱厚照收敛心神，目光锐利起来，“立刻以朕的名义，给杨一清去信，准其所请，加强戒备。另外…”他顿了顿，看着周遇吉，“你以为，除了被动防守，我大明边军，能否效仿汉之虎贲、唐之玄甲，组建数支小而精的快速反应骑兵，配备最好的战马、甲胄和火器，主动出击，在草原上进行机动防御和战术反击，甚至…寻机摧毁其后勤部落，以攻代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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