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实务选编》及其附录的《漕运弊政数据辑要》如同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大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式拉开了舆论战线上的硝烟。
在京师，反应最为迅速的是国子监。
年轻的监生们血气方刚，最容易为新奇事物和震撼性信息所激动。当《京报》送达国子监博士厅，几乎瞬间就被争抢一空。
那冰冷而确凿的数据，让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学子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官场贪腐的触目惊心。
“岂有此理！每年七千石！皆是民脂民膏！”一名来自山东的监生拍案而起，脸色因愤怒而涨红，“若非陛下圣明，文总督铁腕，我等还道天下承平，岂知蠹虫已将国本蛀空至此！”
“还有这‘浮收’！家父乃地方小吏，常言征粮之难，胥吏如狼似虎…今日方知，根源在此等积弊！”另一名南方监生感慨万千，对朝廷整顿之举生出更多理解。
当然，也有持重或持不同看法者。一位年长些的贡生沉吟道：“数据固然惊心，然…如此公然刊载，是否过于激烈？恐引起官场恐慌，亦伤及朝廷体面…”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更多支持改革的声音淹没。“体面？若任由蠹虫啃噬，才是最大的不体面！”“《京报》刊载事实，何错之有？正应让天下人看清弊端，方能同心协力，支持陛下新政！”
国子监内，围绕《京报》和数据，分成了支持与质疑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启蒙和碰撞。
更多原本只知埋头经义的学子，开始将目光投向实实在在的国计民生。
在江南，震动更为剧烈，也更为复杂。苏州、松江等府的官绅集团，在最初的惊慌和被动之后，迅速调整了策略。
他们不再公然否认数据——那太容易被戳穿——而是转而攻击《京报》的“动机”和“方式”。
一些由江南士绅操刀或资助的“私刻小报”（一种非官方、流传于士林之间的手抄或木活字印刷品）开始出现，上面的文章言辞“恳切”，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京报》所列，或为事实之一隅，然以偏概全，恐非忠厚之道。东南财赋，支撑半壁江山，官绅士民，皆赖漕运以存。今朝廷锐意改革，其心可嘉，然若手段过于酷烈，舆论先行定罪，恐寒了天下忠良之心，亦动摇国本啊！”
“数据冰冷，岂知人情？漕运牵涉百万漕工、船户生计，若因整顿而致其失业，激起民变，谁执其咎？”
“《实务选编》，名则实务，实则苛察！长此以往，官不聊生，人人自危，谁还敢为朝廷效力？”
这些言论，巧妙地将自己包装成“顾全大局”、“体恤民生”的忠臣，将朝廷的整顿污名化为“酷烈”、“苛察”，试图博取中间派官员和士林的同情，并将潜在的社会动荡风险甩锅给改革派。
同时，他们对文贵在江南的整顿，采取了更为隐蔽和软性的抵抗。
阳奉阴违、推诿扯皮、消极怠工，甚至在文贵试图推行“定耗羡上限”等具体措施时，暗中鼓动一些中小粮户以“不习新法”、“恐误农时”为由，上书请愿，制造民意压力。
司礼监刘瑾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南的反扑势头和他可以利用的空间。
他并没有直接支持江南官绅——那太露骨——而是授意几个亲近的言官，上疏弹劾费宏“主持《京报》，遴选文章有失公允，偏向酷吏之言，恐误导圣听，离间君臣”。他将矛头指向了费宏和《京报》的“公正性”，这是一种更阴险的攻击，试图从根子上瓦解《京报》的公信力。
面对这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朱厚照冷静得像一块冰。
他早已预料到改革会遇到的阻力，舆论的反扑也在意料之中。
他在文华殿单独召见了费宏。费宏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旧坚定。
“外面的风雨，听到了？”朱厚照问道，语气平静。
“臣听到了。”费宏躬身，“质疑、诋毁，乃至人身攻击，皆在意料之中。臣只问心无愧，秉持陛下‘公’与‘实’之旨意办事。”
“很好。”朱厚照点头，“记住，事实是最好的武器。《京报》下一期，不必与那些私刻小报做口舌之争。你去做两件事。”
他沉声吩咐：“第一，择选文贵在江南查处的几件证据确凿、手段典型、民愤较大的‘浮收’、‘包漕’案例，详细刊载，务必写明贪墨手法、涉及人员、赃款数额，以及其对普通粮户造成的具体伤害。让事实说话，看看是谁在真正地‘动摇国本’、‘激起民变’！”
“第二，”朱厚照目光锐利，“刊载一份杨一清从宣府送来的、关于边镇军饷短缺、士卒困苦的奏报摘要。同时，将《漕运弊政数据辑要》中关于‘若能剔除弊政，国帑可省三成’的结论，再次醒目提及。让天下人都看看，前方将士在忍饥挨冻，而后方的蠹虫却在挥霍他们的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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