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的“立信”之策，很快找到了目标。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他雷厉风行，下令锁拿了苏州府户房那名在漕粮收兑中多次利用“踢斛淋尖”手段，贪墨粮食数百石的陈姓书吏，以及与之勾结、坐地分赃的粮长沈荣（懒得取名了，解释下，与前次《京报》披露的吴县沈荣非一人）。
此案人证物证俱全，文贵拟判二人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赔补受损粮户。
此判一出，苏州官场为之震动！虽然处理的只是两个“小角色”，但其象征意义巨大。
这意味着文贵真的要动手了，而且是从最基层、最普遍存在的弊端开刀！
陈书吏和沈粮长背后的关系网立刻活动起来。
说情者、施压者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试图通过南京守备衙门的关系向文贵施压。
然而，文贵软硬不吃，将所有说情者一律挡驾，并迅速将案卷判决上报刑部复核，同时抄送《京报》编修斋。
消息传到京师，再次引发了朝野热议。支持者拍手称快，认为文贵抓住了要害，彰显了朝廷决心。
反对者则暗中诋毁，称其“小题大做”、“沽名钓誉”，甚至暗示文贵借此打击江南士绅。
就在此时，《京报·实务选编》新一期出刊。
费宏秉承皇帝“公正务实”的旨意，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完整地刊载了苏州案的详细案情、证据链、判决依据以及文贵对此案的说明。同时，刊物还另辟一栏，名为“众议”，首次尝试刊载了两位江南籍官员对此事的不同看法。
一位官员认为文贵处置得当，有利于整肃纲纪，清除积弊。
另一位官员则委婉地表示，此类现象在江南并非孤例，若一律严惩，恐牵扯过广，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建议以教化、规范为主。
这种将不同观点并列刊出的做法，再次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打破了官方文书一言堂的传统，让读者能够看到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声音，自己去思考、判断。虽然争论更加激烈，但一种更加开放、理性的议政氛围，似乎在悄然形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司礼监刘瑾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打击政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他指使手下心腹太监，暗中搜集费宏“遴选文章失衡”、“纵容攻讦朝廷大员（指文贵）”的“证据”，并鼓动几个被他控制的言官，准备上疏弹劾费宏“主持《京报》不力，有失朝廷体统，离间君臣”，试图将《京报》这柄刚刚展露锋芒的利剑夺到自己手中，或者至少将其扼杀。
与此同时，江南的反扑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那些感受到威胁的官绅，不再直接对抗文贵，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京报》和它背后的皇帝。
一些精心炮制的“私刻小报”开始流传，上面的文章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开始进行人身攻击和阴谋论揣测。
有的文章含沙射影，指责皇帝“宠信酷吏”、“苛待江南”；有的则渲染“朝廷欲借《京报》钳制言路”、“异端邪说（指天竺数字、新式图表等）横行”；更有人将文贵在江南的整顿，与北宋王安石变法相提并论，暗指其“祸国殃民”。这些言论极其恶毒，试图从根本上动摇皇帝和改革的合法性。
坤宁宫内，夏望舒也看到了这些流传的恶毒小报，她秀眉微蹙，眼中流露出担忧。晚膳时，她轻声对朱厚照说：“陛下，外面那些流言蜚语，甚是猖獗…臣妾听闻，有些话…说得很难听。”她没有明说，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朱厚照放下银箸，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望舒不必忧心。宵小之辈，黔驴技穷，只能行此龌龊伎俩。朕行事，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江山社稷。些许污蔑，动摇不了朕，也动摇不了大势。”他语气平静，但眼神中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话虽如此，朱厚照深知舆论战的凶险。他必须做出回应，但不能落入对方胡搅蛮缠的陷阱。
他再次召见了费宏。
这一次，费宏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和压力，显然刘瑾和江南势力的攻击让他备受困扰。
“外面的风雨，更大了？”朱厚照问道。
“是，陛下。”费宏苦笑，“弹劾的奏章，污蔑的流言…皆因臣未能…”
“不关你的事。”朱厚照打断他，“你做得很好。《京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对，正说明它打到了他们的痛处，发挥了作用。”
他沉吟片刻，指示道：“下一期《京报》，不必理会那些人身攻击和阴谋论。你去做三件事。”
“第一，继续深入报道苏州案的后续，尤其是被贪墨粮款发还给受损粮户的情形，以及民间对此的反应。用事实说话，看看是谁真正在‘祸国殃民’。”
“第二，刊载一篇杨一清从宣府来的最新奏报，不必涉及军事机密，只谈边关将士在陛下新式练兵思路下的精神风貌和卓绝训练，再次强调巩固国防与内部整顿的关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朱厚照目光锐利，“开辟一个‘格物新知’的小栏目。首期，就简要介绍‘天竺数字’的来历、写法、以及其在九章算术中的基本应用举例，强调其‘工具’属性，无关华夷，只论效用。同时，可以透露西苑正在进行的、利用新式算法和图表，对漕运、边饷数据进行优化分析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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