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初夏，已有几分燥热。
但比天气更让朱厚照心头灼热的，是文贵从江南送来的一份关于漕运新规试行首月的总结密奏，以及随之附上的一份由西苑王良团队制作的、密密麻麻布满“天竺数字”与对比图表的分析附件。
奏报的内容喜忧参半。
喜的是，在文贵的强力推行和巡查组的严密监督下，漕运主干线的收兑环节，明面上的“踢斛淋尖”、“浮收”等陋规得到了有效遏制。
根据王良的数据，试行新规的苏州、松江等几个主要州府，首月上报的漕粮入库损耗率，已从以往动辄一成以上，显着下降至六分左右，虽仍高于文贵设定的半成理想目标，但已是巨大的进步。
民间粮户的怨气有所平息，那几个设立在码头的“投诉木匮”中，收到的举报信也从最初每日数十封，锐减至寥寥数封，且多为陈年旧账或琐碎纠纷。
忧的是，阻力以更隐蔽的方式浮现。
一些胥吏和基层官员，虽然不敢公然违背新规，却开始消极怠工。
原本一日可验收完毕的漕船，如今拖到两三日；文书流转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一些“意外”，如称量工具“恰好”损坏、记录账册“不慎”被水打湿等，导致效率不升反降。
更令人警惕的是，江南官场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抵触情绪，对文贵的命令，表面应承，背后却缺乏执行的积极性，使得“定耗羡”、“明折色”等具体细则在向州县下层推行时，遇到了无形的软钉子。
“阳奉阴违，惰政对抗…”朱厚照放下密奏，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
这种情况在他预料之中，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遭遇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
这比公开对抗更棘手，因为它难以抓住把柄，却足以让新政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流于形式。
他知道，仅仅依靠文贵的个人权威和临时性的巡查是不够的。
必须有一套更系统、更常态化的制度，来确保政令的畅通和执行力度。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之前与杨廷和探讨的“考成法”思路。
但同时，朱厚照也清醒地认识到，推行任何涉及官员切身利益的考核制度，都必须建立在绝对稳固的权力基础之上。
否则，一旦激起官僚体系的集体反弹，甚至引发朝局动荡，改革将寸步难行。而权力的根基，无非两点：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二是在朝堂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平衡各派系的能力。
军队…朱厚照的思绪飘向了北疆。杨一清在宣府、大同的试点已有时日，那支立下奇功的“快速反应分队”也证明了新思路的可行性，但军队的分量还不够，尤其是自己身边的军事力量。
是时候将这种探索更进一步，并借此机会，更深入地掌控京畿乃至全国的军事力量了。
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道，给杨一清。在嘉奖其前捷并批准其对有功将士的封赏后，他写道：“…宣大试点，成效卓着，朕心甚慰。然此仅为一隅之光，朕欲使此光，照彻九边。着卿即日统筹，于宣大、蓟辽、延绥等紧要边镇，各选一至两卫精锐，参照宣府之法，进行强化操练，重点演练小队协同、长途奔袭、火器应用及野外生存。所需额外钱粮器械，朕会命兵部、户部优先拨付。另，着卿留意选拔忠勇果敢、通晓兵事之中下层军官，将其姓名、履历、所长密奏于朕，朕另有用处。”
他这是在扩大军事改革的试点范围，并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物色和储备新一代的军事骨干。
这些中下层军官，尚未被旧的勋贵体系完全侵蚀，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容易对直接提拔他们的皇帝效忠。
第二道，给京营总督和五军都督府。他以“宣府前捷，彰显新练之效，京营乃国家根本，不可落后”为由，下令从京营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中，各抽调五百精锐，组建一支一千五百人的“京营教导队”，驻扎于西苑附近，由皇帝亲自指定教官（人选自然来自杨一清推荐和周遇吉等西苑人员），进行“新式操典”的训练。名义上是“教导队”，未来负责向京营推广新式训练方法，实则是朱厚照直接掌控的一支核心武装力量，如同嵌入京营的一颗钉子。
第三道，则是给司礼监和御马监。他以“西苑扩编，需加强宿卫”为名，下令从御马监勇士营（由太监掌控的宫廷禁卫部队）中，选拔三百名绝对忠诚、身手矫健的壮士，充实西苑的护卫，并由张永直接负责统领。这既加强了他个人的安全，也进一步将宫廷武装力量牢牢抓在手中。
通过这三步棋，朱厚照初步勾勒出了他对军队的掌控蓝图：边镇通过杨一清推行改革，培养新人；京营通过“教导队”进行渗透和影响；宫廷禁卫则直接掌握于心腹太监之手。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由点到面的布局。
在布局军权的同时，朱厚照也没有放松对朝堂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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