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演武的尘埃落定，但其引发的波澜，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扩散。
“勇字营”大营内，连日来都沉浸在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之中。
士卒们操练的号子声比往日更响，腰杆挺得更直，仿佛那场胜利的荣光已渗入他们的骨髓。
中军帐旁，那座曾备受质疑的“参谋帐”，如今俨然成了营中的核心地带。以张秀才为首的参谋士们，虽然眼圈依旧因熬夜推演而发黑，但眉宇间那份自信与笃定，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正根据演武中暴露出的问题，紧张地修订着操典、完善着地图、细化着各种预案的触发条件。
周遇吉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一场演练的胜利仅仅是开始。
此刻，他正对着孙铁柱和陈五分别呈上的报告，眉头紧锁。
“参将，”孙铁柱指着册子上记录的各部“战损”与物资消耗，“按新规核算，此次演练，箭矢损耗超出预案三成，主要是左翼弩手覆盖射击所致；骑兵预备队的马匹折损（虽为演练，但高强度机动导致部分马匹需要休养）也需补充；还有几名士卒在近身搏杀演练中受了硬伤，医药抚恤也是一笔开销……这还只是一营演练，若推广开来，这钱粮……”
另一边，陈五则捧着一叠由“稽核处”初步整理的账目，上面清晰地列着各项超支：“孙副将所言甚是。按新规，这些超出部分需有明确核准。若无额外拨付，营中下月日常用度恐受影响。”
周遇吉放下报告，揉了揉眉心。陛下的新军构想固然精妙，但这精妙是建立在巨大的、持续的钱粮消耗之上的。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没有稳固的财政支撑，任何强军梦想都是空中楼阁。
他提起笔，准备向兵部和陛下上奏，详细陈情此次演武的耗费与新军维持之艰难。这已超出他一个武将的职权，但他必须说。
与此同时，紫禁城文华殿内，气氛则要微妙得多。
内阁首辅刘健端坐于首位，看着兵部呈上的、对京营演武高度评价的奏报，脸上看不出喜怒。
次辅李东阳则轻轻颔首，对侍立一旁的杨廷和道：“介夫（杨廷和字），看来周遇吉此人，确有其才。新法练兵，亦非全无是处。”
杨廷和微微躬身，言辞谨慎：“元辅、李公明鉴。新军初成锐气，确是可喜。然，此仅一营之胜，且为演练。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练兵之法，关乎国本，是否推行，如何推行，尚需从长计议，周全考量。” 他既肯定了成绩，又点出了其中的风险和需要谨慎对待之处，言辞滴水不漏。
刘健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贯的沉稳，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介夫所言，老成谋国。周遇吉悍勇，新法或可强一时之兵。然，我大明卫所祖制，沿袭百年，自有其道理。骤然更张，牵动天下兵马钱粮，非同小可。此事，需陛下圣裁，亦需九卿共议。” 他将皮球轻轻踢回，既不愿轻易否定皇帝的成果，也绝不肯轻易背负改变祖制的责任。
很快，各种声音也开始在朝野之间流传。
有称赞周遇吉“练兵有方，国之干城”的；
有议论那“参谋房”神奇，竟能料敌先机的；
但更多的，是担忧与质疑。
“听闻那新军耗费，是旧军数倍！长此以往，国库如何支撑？”
“一群书生参赞军机，岂非儿戏？此次侥幸，下次未必！”
“周遇吉不过一介武夫，骤登高位，如今更挟功自傲，恐非国家之福……”
这些声音，自然也传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刘瑾的耳中。
他屏退左右，独自在值房内踱步，脸上阴晴不定。
周遇吉的崛起，杨廷和隐隐得势，都让他感到不安。他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寻找新的支点。
而在乾清宫西暖阁，朱厚照面前的书案上，并排放着三份文书。
一份是周遇吉详细陈情演武耗费与新军维持之难的密奏。
一份是内阁关于“谨慎评议新军法度”的票拟。
最后一份，则是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秘密呈送的、关于朝野对演武及周遇吉本人各种议论的汇总。
朱厚照逐字逐句地看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暮色中层层叠叠的宫殿檐角。
胜利，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更大麻烦的开始。
他成功地证明了新体系的战斗力，但也毫无意外地触动了旧体系最敏感的神经——利益与规矩。
周遇吉看到了钱的问题，杨廷和看到了政治风险的问题，刘健看到了祖制规矩的问题，刘瑾看到了权力平衡的问题……所有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和认知出发，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而朱厚照看到的，是整个冰山。他知道，接下来，他将面对的不是刀光剑影的战场，而是更加错综复杂、无形却更为致命的政治博弈。
他需要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资本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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