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演武的尘埃落定,但其引发的波澜,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扩散。
“勇字营”大营内,连日来都沉浸在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之中。
士卒们操练的号子声比往日更响,腰杆挺得更直,仿佛那场胜利的荣光已渗入他们的骨髓。
中军帐旁,那座曾备受质疑的“参谋帐”,如今俨然成了营中的核心地带。以张秀才为首的参谋士们,虽然眼圈依旧因熬夜推演而发黑,但眉宇间那份自信与笃定,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正根据演武中暴露出的问题,紧张地修订着操典、完善着地图、细化着各种预案的触发条件。
周遇吉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一场演练的胜利仅仅是开始。
此刻,他正对着孙铁柱和陈五分别呈上的报告,眉头紧锁。
“参将,”孙铁柱指着册子上记录的各部“战损”与物资消耗,“按新规核算,此次演练,箭矢损耗超出预案三成,主要是左翼弩手覆盖射击所致;骑兵预备队的马匹折损(虽为演练,但高强度机动导致部分马匹需要休养)也需补充;还有几名士卒在近身搏杀演练中受了硬伤,医药抚恤也是一笔开销……这还只是一营演练,若推广开来,这钱粮……”
另一边,陈五则捧着一叠由“稽核处”初步整理的账目,上面清晰地列着各项超支:“孙副将所言甚是。按新规,这些超出部分需有明确核准。若无额外拨付,营中下月日常用度恐受影响。”
周遇吉放下报告,揉了揉眉心。陛下的新军构想固然精妙,但这精妙是建立在巨大的、持续的钱粮消耗之上的。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没有稳固的财政支撑,任何强军梦想都是空中楼阁。
他提起笔,准备向兵部和陛下上奏,详细陈情此次演武的耗费与新军维持之艰难。这已超出他一个武将的职权,但他必须说。
与此同时,紫禁城文华殿内,气氛则要微妙得多。
内阁首辅刘健端坐于首位,看着兵部呈上的、对京营演武高度评价的奏报,脸上看不出喜怒。
次辅李东阳则轻轻颔首,对侍立一旁的杨廷和道:“介夫(杨廷和字),看来周遇吉此人,确有其才。新法练兵,亦非全无是处。”
杨廷和微微躬身,言辞谨慎:“元辅、李公明鉴。新军初成锐气,确是可喜。然,此仅一营之胜,且为演练。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练兵之法,关乎国本,是否推行,如何推行,尚需从长计议,周全考量。” 他既肯定了成绩,又点出了其中的风险和需要谨慎对待之处,言辞滴水不漏。
刘健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贯的沉稳,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介夫所言,老成谋国。周遇吉悍勇,新法或可强一时之兵。然,我大明卫所祖制,沿袭百年,自有其道理。骤然更张,牵动天下兵马钱粮,非同小可。此事,需陛下圣裁,亦需九卿共议。” 他将皮球轻轻踢回,既不愿轻易否定皇帝的成果,也绝不肯轻易背负改变祖制的责任。
很快,各种声音也开始在朝野之间流传。
有称赞周遇吉“练兵有方,国之干城”的;
有议论那“参谋房”神奇,竟能料敌先机的;
但更多的,是担忧与质疑。
“听闻那新军耗费,是旧军数倍!长此以往,国库如何支撑?”
“一群书生参赞军机,岂非儿戏?此次侥幸,下次未必!”
“周遇吉不过一介武夫,骤登高位,如今更挟功自傲,恐非国家之福……”
这些声音,自然也传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刘瑾的耳中。
他屏退左右,独自在值房内踱步,脸上阴晴不定。
周遇吉的崛起,杨廷和隐隐得势,都让他感到不安。他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寻找新的支点。
而在乾清宫西暖阁,朱厚照面前的书案上,并排放着三份文书。
一份是周遇吉详细陈情演武耗费与新军维持之难的密奏。
一份是内阁关于“谨慎评议新军法度”的票拟。
最后一份,则是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秘密呈送的、关于朝野对演武及周遇吉本人各种议论的汇总。
朱厚照逐字逐句地看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暮色中层层叠叠的宫殿檐角。
胜利,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更大麻烦的开始。
他成功地证明了新体系的战斗力,但也毫无意外地触动了旧体系最敏感的神经——利益与规矩。
周遇吉看到了钱的问题,杨廷和看到了政治风险的问题,刘健看到了祖制规矩的问题,刘瑾看到了权力平衡的问题……所有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和认知出发,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而朱厚照看到的,是整个冰山。他知道,接下来,他将面对的不是刀光剑影的战场,而是更加错综复杂、无形却更为致命的政治博弈。
他需要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资本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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