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十月初，京城的天气已带上了深秋的寒意。备受瞩目的“考成法”已在京畿范围内试运行了将近三个多月。效果究竟如何呢？
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朱由检龙案上那堆积如山的奏本，数量竟比以往翻了好几番！从各部衙门的日常细务到鸡毛蒜皮的民间纠纷，几乎所有被“考成”的事项，无论大小，最终似乎都以奏疏的形式汇聚到了他的眼前。这位立志勤政的皇帝，不得不每日强打精神，埋首于文山书海之中，与那些似乎永远也批阅不完的奏本斗智斗勇，精疲力尽。
“这还仅仅是在京城试行……倘若日后推广至全国……”朱由检光是设想一下那场景，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绝望地预见到自己未来恐怕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要被彻底榨干。
然而，这并非是“考成法”设计上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正是其初显威力时遭遇的扭曲抵抗。朱由检其实理解错了——他以为这是效率提升、政务增多的表现，实则不然。这是京官们对皇帝新政的一次集体“软抵抗”。
官员们心下透亮：皇帝不是要考核吗？不是追求效率和明确责任吗？好，那我们就“严格执行”！事无巨细，每办完一桩，无论重要与否，立即形成奏报，火速呈送御前。此举一来可彰显自己“恪尽职守”、“效率超群”，符合考成要求；二来，则是用这海量的、充斥琐碎信息的文书，故意淹没皇帝，试图用最“合规”的方式让他知难而退，其深层用意，不乏带着几分看好戏的心态，想看看这位年轻的皇帝如何收拾这自己亲手制造的“烂摊子”，顺便也恶心恶心这位不让他们安生的至尊。
好消息也并非没有。孙传庭在京畿地区大力推行的军屯清理与复垦，历经波折，终于见到了成效。虽然错过了部分春耕的最佳时机，但收回的皆是原本被豪强侵占的肥沃良田。秋收之后，账册呈报上来，竟收获了约五万石粮食。这在新政伊始、百废待兴之际，已堪称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孙传庭更在奏疏中预计，只要明年风调雨顺，耕作按时，两季收成达到十万石以上绝非难事。
这硕果累累的捷报，可把正在为钱粮发愁的朱由检给羡慕坏了。他立刻召孙传庭入宫，先是大力褒奖其功绩，随后话里话外、明示暗示，围绕着粮食打转，大意无非是：伯雅啊，你看内帑空空，国库也见底，各处都等着米下锅，你这屯田收成如此之好，是不是……多少能匀出一些，以解朕的燃眉之急？
然而，咱们这位孙传庭孙大人，那认死理、油盐不进的耿直劲儿偏偏在此刻又上来了。也不知是真没听懂皇帝的弦外之音，还是故意装作不解风情，他只是反复陈述这些粮食对于维持屯田本身、安抚招募流民、以及巩固京防是何等重要，对于皇帝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打秋风”暗示，愣是避而不接，毫不通融。
朱由检总不能真拉下脸皮，强行下旨去抢夺臣子辛苦搞来的生产成果吧？那与他深恶痛绝的横征暴敛又有何区别？于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五万石粮食被登记入库，牢牢攥在孙传庭的管辖之下，自己却一个子儿也动不了，着实为此郁闷了好几天，连看奏本都觉得更堵心了。
这不，孙传庭那边不解风情还只是小事一桩，真正让朱由检心头猛地一沉的，是又一封来自陕西的六百里加急奏报——陕西又降大雪了！
看着那寥寥数行却重若千钧的文字，朱由检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年头了！若从天启末年算起，陕西等地竟是连着五六年非旱即雪，循环往复，几无宁岁！大旱之后继以酷寒，凛冬末了又逢炎旱，老天爷仿佛铁了心要将这方土地往死里折腾。
去年、前年因灾产生的流民尚未及妥善安置，新的灾患已然降临。朱由检几乎不敢想象，今冬过后，又将新增多少衣食无着、啼饥号寒的饥民！一想到那“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可能景象，他内心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与无力。
他死死盯着奏报，一个念头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必须想个办法，找一个，或者种一种，能够耐得住这般反复无常的极端天气，无论是大旱还是奇寒，都能有点收成的粮食！否则，照这个趋势，再来两年灾荒，陕西等地恐怕就真的没法住人了——不是人逃光了，就是死光了！
此时，焦头烂额的朱由检猛地想起了那位学贯中西的老臣——徐光启。得益于先前的一系列人事变动，他已将徐光启提拔为了工部尚书（缘由是原尚书张凤翔在任上莫名亡故）。然而，徐光启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他同时还兼着礼部侍郎的职位。为何如此？只因那编纂《崇祯历书》的浩大工程一刻也离不了他，此事关乎天象正朔，在朱由检看来是绝对的大事，不容耽搁。
这一日，朱由检特意召见徐光启，也顾不得过多寒暄，眉头紧锁地抛出了盘旋在他心头许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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