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十月，袁崇焕，孙承宗的奏本来到了紫禁城的暖阁——皇太极已彻底平定蒙古诸部，漠南草原尽归其麾下。
朱由检放下奏本，默然良久，方才缓缓起身，踱至那幅巨大的坤舆全图前。他的目光掠过长城，久久停留在那片此刻已尽数被标注为“清”的广袤草原上。
“三年…”他低声自语，指尖重重地点在盛京的位置，缓缓向西划过，直至漠南，“好你个鳖孙皇太极，你竟只用了三年，就做到了这件事。”
他并非对皇太极的西进一无所知。自崇祯五年起，袁崇焕与孙承宗的奏疏便不断提醒着他北方的巨变。他也并非没有努力——他曾密令两位督师“见机行事”，暗中资助林丹汗残部及其他抗清的蒙古部落，试图在漠南埋下钉子；他也曾尽力接纳、安置从辽东逃回的百姓，以期削弱对方人心。
这些举措并非全无效果，确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皇太极的步伐。然而，这一切在绝对的实力和野心面前，显得如此杯水车薪。朱由检比谁都清楚，除非他能倾举国之力，征调四五十万大军，出塞千里，进行一场赌上国运的北伐，一举犁庭扫穴，否则，眼下这种在边境线上投入二三万兵力的相互绞杀、消耗，凭借满清-蒙古联军的机动与悍勇，长期以往，吃亏的终究是家大业大、防线漫长的大明。
紫禁城中的朱由检正致力于内政改革，清丈田亩、整顿驿站、疏通海贸，力图恢复国力，稳固统治。他如同一位勤勉的工匠，精心修缮着大明这座古老的宅院——加固关宁防线，整饬大同、宣府、蓟镇边军，在渤海组建水师，将北方防线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试图将一切威胁阻挡在国门之外。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盛京的皇太极也并未闲着。他深知朱由检正在全力巩固边防，强攻明朝防线必将损失惨重。这位精明的统治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既然南下暂时受阻，便转而向西扩张，持续吞并蒙古诸部。
皇太极利用蒙古部落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联姻结盟与军事打击并用的手段，先后收服了察哈尔、科尔沁等部，将广袤的漠南蒙古纳入版图。每一次成功的征伐，都让“大清”的势力范围向西拓展，人口、兵马、牧场不断增长。蒙古铁骑的加入，更使得八旗军的战斗力如虎添翼。
就这样，在朱由检埋头内政的这些年里，皇太极已经悄然将一个单纯的辽东政权，扩张为一个横跨满蒙、实力空前强大的北方王朝。当明朝皇帝终于将目光从国内局势移开时，才骇然发现，曾经的边陲之患已经成长为一个更为庞大、更具威胁的庞然大物。
两位统治者都在“休养生息”，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朱由检向内求解，敛力固守，如同筑起高墙的守护者；皇太极向外扩张，以战养战，如同不断开拓的征服者。当高墙日益坚固之时，墙外的世界却已天翻地覆。
盛京皇宫深处，皇太极独立于高阁之上，负手眺望着广袤的南方。他手上拿着自己最为倚重的汉人谋士，范文程的密信。
臣范文程 谨密奏 恭请
陛下圣安：
臣远在明境，夙夜匪懈，谨据耳目所及，密陈事机于陛下。
谋划之事已见成效，明庭宗室离心离德，其祸烈。 明帝崇祯，刻薄寡恩，不恤亲亲。厉行清丈，强夺藩府田产以充国用，已致诸王人人自危，怨气沸腾。蜀王朱至澍、秦王朱存机，性皆贪鄙，且与崇祯素有旧怨；潞王、崇王、赵王、唐王、周王等，亦皆惶惶不可终日，深恐祸及己身。臣已多方设法，暗中串联，彼等虽各怀鬼胎，然于“自保”一事上已生默契。蜀、秦二王尤为积极，颇有为首之志。若蜀陕战乱一起，诸王或可趁势而起，届时明廷腹心之地，必处处烽烟。
京师之心可乱。 崇祯改革驿政、严查贪墨，已断无数胥吏、勋贵之财路，京中怨声载道，暗流涌动。臣正加紧布局，挑唆其间，激化其矛盾。若外有藩王作乱，内有陕甘烽火，则京师震动之时，只需一粒火星，便可引燃其积压之怨愤，或可收奇效。
总而言之， 明廷看似庞大，实已千疮百孔，君臣相疑，内外离心。陛下圣武，正宜静待其变。待其自乱阵脚，精锐尽出平乱，国力内耗殆尽之际，我大清天兵再乘隙南下，则可事半功倍，中原万里江山，或可传檄而定。
眼下诸事进展虽顺，然事关重大，伏乞陛下仍保圣心持重，暂敛锋芒，以待天时。
臣在敌境，如履薄冰，必当竭尽驽钝，广布耳目，随时密奏。
谨密陈奏，伏惟圣鉴。
臣 范文程 顿首再拜
“可惜了……”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消散在风中。皇太极不禁思忖，若此人早生十年，抑或当年继位的不是那个沉迷斧凿的木匠天启皇帝，而是这位锐意求治的朱由检，以其果决刚毅、励精图治之心性，大清绝无可能壮大至今日之势。明朝的颓势或许真能被他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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