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几乎是语重心长，带着几分劝诫，又带着几分无奈地叹道：“陈姑娘，你这又是……何必呢？”
他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话语里充满了现实的考量：“即便本官依律给你报了名，到了院试、乡试，哪一关能让你进去？这可不是松江府一纸文书就能通天的事啊！你何苦要撞这堵南墙？”
陈圆圆微微福礼，姿态从容，规矩是死的，路是人走的。后续的难关，小女子自会一关关去闯。眼下，只求知府大人依律办事，给这份文书盖上官印。
王璟被她这番话噎得哑口无言。
他攥着那份轻飘飘文书，在堂前来回踱步。官靴踏在青砖上的声响，在寂静的大堂里格外清晰。
陈圆圆能成功吗？
她的面前，横亘着千年礼教铸成的无形之墙。
然而，在她所处的这个被朱由检悄然改变的大明，这道墙已然出现了裂痕。
《大明律》确实没有明文禁止，而《皇明祖训》中“怀材抱德之士”的定义，在朱由检“唯才是举”的默许下，也成了一个无人敢轻易解读、更无人敢断然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模糊地带。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本身，已经过朱由检的亲手改造：
无需解衣搜身，这移除了女子应试最难以逾越的生理和心理障碍。
考完即可归家，无需在男子群集的号舍中过夜，保全了清誉。
童试三科——“阅读理解”、“数术应用”与“时政策论”，考察的是思维与见识，而非死记硬背。
准许携带四书五经入场——没错，这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开卷考试。
开卷就能考好了？
怎么可能！
这正是朱由检科举改革中最“狠辣”的一环。他给予考生前所未有的宽容——允许携带典籍入场，看似降低了门槛，实则将考核的焦点，从“记忆力的比拼”彻底转向了 “思维力的较量”。
那些题目，如同一道道精巧的迷宫。
四书五经只是入口，真正的路径却需要考生运用逻辑、洞察时弊、提出方略。那些在故纸堆里能翻到的，仅仅是基础的砖石；而如何用这些砖石搭建起解决问题的桥梁，书本上绝不会给你现成的答案。
这就好比给了你一块上好的木料和全套工具，却要求你造出一艘能远航的船。
你知道材料，懂得工具的名称，但若无设计与建造的真本事，一切都是空谈。
于是，考场上便出现了这样荒诞而又引人深思的景象：许多考生对着那本被允许带入的《四书集注》抓耳挠腮，翻来覆去，最终只能颓然发现——即便把书翻烂，也抄不出一句切题的答案。
朱由检用这种方式，无情地筛选着他真正需要的人才：不是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能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实干者。
通过童试的筛选，仅仅是拿到了通往更高阶舞台的门票。而举人这一关的难度，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其设计之精妙，足以让只会死记硬背的学子无所遁形。
四书五经的深厚底蕴，在此阶段是理所当然的根基，但考核方式已发生根本性的蜕变。
试卷之上，不见传统的默写与释义，取而代之的是：
五十道单项选择题，考验对微言大义的精准把握。
二十道不定项选择题，更是对知识体系关联与辨析能力的终极考验，多选、少选、错选皆不得分。
而真正的核心，在于那篇定乾坤的文章。它考察的，是在纯熟掌握经典之后，能否内化为自身的理解能力与思想表达。
题目或许源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任何一句，但其深意却“在书里，更在书外”。它要求考生将古老的智慧，用于解读当下时局，提出经世致用的方略。
最致命的一条规定是：文章中直接引用经典的篇幅，不得超过全文三成。 一旦逾越，立判零分，绝无通融。
现在，你还觉得带着那几大箱《四书五经》进考场有什么用吗？
是不是忽然发现——根本没用。
当考题不再问你《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第三句是什么，而是问你若以《孟子》仁政思想解今日西北旱蝗交替之困，当以何策为先时，你就算把整本《孟子》摊在面前逐字查找，翻烂书页，也抄不出一句现成的答案。
这，才是朱由检科举改革最厉害的地方——他根本不怕你作弊。
试问，在这种考法下，你能怎么作弊？
夹带小抄？ 小抄上能写下整本《论语》，却写不下你对漕运与边关粮饷统筹的独到见解。
邻座偷看？ 或许能看到对方引了《尚书》的哪一句，却看不到他如何将民惟邦本化作具体治理流民的三条方略。
考前泄题？ 即便提前知道要考《周易》，也不过是知道考题的引子，真正的答案——那份融合了变通思维与当下时局的分析——依然要靠你自身的见识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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