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几乎是语重心长,带着几分劝诫,又带着几分无奈地叹道:“陈姑娘,你这又是……何必呢?”
他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话语里充满了现实的考量:“即便本官依律给你报了名,到了院试、乡试,哪一关能让你进去?这可不是松江府一纸文书就能通天的事啊!你何苦要撞这堵南墙?”
陈圆圆微微福礼,姿态从容,规矩是死的,路是人走的。后续的难关,小女子自会一关关去闯。眼下,只求知府大人依律办事,给这份文书盖上官印。
王璟被她这番话噎得哑口无言。
他攥着那份轻飘飘文书,在堂前来回踱步。官靴踏在青砖上的声响,在寂静的大堂里格外清晰。
陈圆圆能成功吗?
她的面前,横亘着千年礼教铸成的无形之墙。
然而,在她所处的这个被朱由检悄然改变的大明,这道墙已然出现了裂痕。
《大明律》确实没有明文禁止,而《皇明祖训》中“怀材抱德之士”的定义,在朱由检“唯才是举”的默许下,也成了一个无人敢轻易解读、更无人敢断然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模糊地带。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本身,已经过朱由检的亲手改造:
无需解衣搜身,这移除了女子应试最难以逾越的生理和心理障碍。
考完即可归家,无需在男子群集的号舍中过夜,保全了清誉。
童试三科——“阅读理解”、“数术应用”与“时政策论”,考察的是思维与见识,而非死记硬背。
准许携带四书五经入场——没错,这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开卷考试。
开卷就能考好了?
怎么可能!
这正是朱由检科举改革中最“狠辣”的一环。他给予考生前所未有的宽容——允许携带典籍入场,看似降低了门槛,实则将考核的焦点,从“记忆力的比拼”彻底转向了 “思维力的较量”。
那些题目,如同一道道精巧的迷宫。
四书五经只是入口,真正的路径却需要考生运用逻辑、洞察时弊、提出方略。那些在故纸堆里能翻到的,仅仅是基础的砖石;而如何用这些砖石搭建起解决问题的桥梁,书本上绝不会给你现成的答案。
这就好比给了你一块上好的木料和全套工具,却要求你造出一艘能远航的船。
你知道材料,懂得工具的名称,但若无设计与建造的真本事,一切都是空谈。
于是,考场上便出现了这样荒诞而又引人深思的景象:许多考生对着那本被允许带入的《四书集注》抓耳挠腮,翻来覆去,最终只能颓然发现——即便把书翻烂,也抄不出一句切题的答案。
朱由检用这种方式,无情地筛选着他真正需要的人才:不是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能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实干者。
通过童试的筛选,仅仅是拿到了通往更高阶舞台的门票。而举人这一关的难度,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其设计之精妙,足以让只会死记硬背的学子无所遁形。
四书五经的深厚底蕴,在此阶段是理所当然的根基,但考核方式已发生根本性的蜕变。
试卷之上,不见传统的默写与释义,取而代之的是:
五十道单项选择题,考验对微言大义的精准把握。
二十道不定项选择题,更是对知识体系关联与辨析能力的终极考验,多选、少选、错选皆不得分。
而真正的核心,在于那篇定乾坤的文章。它考察的,是在纯熟掌握经典之后,能否内化为自身的理解能力与思想表达。
题目或许源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任何一句,但其深意却“在书里,更在书外”。它要求考生将古老的智慧,用于解读当下时局,提出经世致用的方略。
最致命的一条规定是:文章中直接引用经典的篇幅,不得超过全文三成。 一旦逾越,立判零分,绝无通融。
现在,你还觉得带着那几大箱《四书五经》进考场有什么用吗?
是不是忽然发现——根本没用。
当考题不再问你《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第三句是什么,而是问你若以《孟子》仁政思想解今日西北旱蝗交替之困,当以何策为先时,你就算把整本《孟子》摊在面前逐字查找,翻烂书页,也抄不出一句现成的答案。
这,才是朱由检科举改革最厉害的地方——他根本不怕你作弊。
试问,在这种考法下,你能怎么作弊?
夹带小抄? 小抄上能写下整本《论语》,却写不下你对漕运与边关粮饷统筹的独到见解。
邻座偷看? 或许能看到对方引了《尚书》的哪一句,却看不到他如何将民惟邦本化作具体治理流民的三条方略。
考前泄题? 即便提前知道要考《周易》,也不过是知道考题的引子,真正的答案——那份融合了变通思维与当下时局的分析——依然要靠你自身的见识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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