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那年，一向硬朗的爷爷被查出肝癌，从确诊到去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最后的时光，爷爷躺在老屋的炕上，瘦得脱了形。有一次，他回光返照般清醒过来，浑浊的目光缓缓扫过围在炕边的家人，最后定格在凌云脸上。
他用尽力气，伸出枯柴般的手，紧紧攥住了凌云的手。爷爷的嘴唇嗫嚅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仿佛有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是那样死死地、重重地握了一下凌云的手，那一下，仿佛倾注了他全部残存的力气和未尽的嘱托。
出殡那天，凌云穿着宽大的孝服，茫然地看着父亲红肿却流不出泪的双眼，看着哭得几乎晕厥的奶奶。海风还在吹，却再也带不回爷爷粗糙温暖的手掌，只剩下手背上那最后一握的沉重与温度，烙印般刻在了他的记忆里。
爷爷走后，奶奶的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父母商量后，决定让凌云继续陪着奶奶住在老院里。凌建军和三弟也开始轮流照顾母亲，时常过来帮忙料理家务。
父母依然忙碌，沉默地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凌云变得更加沉默内向，只是更加用力地读书写字。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拿出爷爷生前最爱用的那支钢笔，在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仿佛这样就能留住爷爷的一丝气息。
小学毕业考试，他考了全乡第三。那天放学回家，他特意绕到爷爷常带他去的那个山头，对着层层叠叠的大山喊道：爷爷，我考了全乡第三！山风呼啸而过，像是爷爷欣慰的叹息。
过了几天，凌建军从县里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县里那所老牌的师范学校改制了，今年开始招收初中生，面向全县招生，实行寄宿制。
得去试试。凌建军语气坚决，县里的教育怎么也比镇上的好，这是个机会。
李秀兰张了张嘴，看着丈夫黝黑脸上深刻的皱纹，又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这笔学费对他们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那个夏天，凌建军和他的摩托三轮车都忙得歇不住脚。天不亮，车斗里就摞满了装海鲜的泡沫箱，发动机的声音划破黎明的寂静；夜深了，他才带着一身海腥气和疲惫，将车停回院里。凌云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和那辆沾满泥点的三轮车，心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考试那天，村里好几个孩子都要去县里考试。几家一合计，凑钱雇了村里开面包车的李叔统一送考。凌建军特意歇了工，一大早把儿子送到村口。临开车前，父亲快步赶到车窗边，从兜里掏出个温热的煮鸡蛋，塞进儿子手里：别紧张，正常考就行。
发榜那天，凌建军天没亮就去了县里。中午时分，他骑着三轮车回来，车还没停稳就喊：考上了！咱家蒙蒙考上了！全县第五十六名！
李秀兰从屋里跑出来，围裙都忘了摘。凌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因为兴奋而发红的脸庞，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九月，凌云背着新被褥，揣着学费，跟着父亲坐上了去县里的长途汽车。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荒山土坡，渐渐变成楼房林立的街道。凌建军一路无话，只是时不时瞥一眼身边的儿子。
校园很大，来自北方海边小山村的凌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站在一群穿着时髦的同学中间，手指紧紧攥着书包带子。办完手续，凌建军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的钞票。交完学费，他把剩下的几百块塞到儿子手里：该吃吃，别省着。爹走了。
说完，转身挤进了熙攘的人群。凌云捏着那叠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钱，站在陌生的校园里，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鼻子一阵发酸。
他站在校门口，直到父亲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人群之中。远处的天空，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着南方飞去。凌云望着它们，忽然想起了爷爷曾经说过的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风吹过校园里的白杨树，叶子哗哗作响，像是故乡山林的回响。凌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宿舍楼。他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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