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那年,一向硬朗的爷爷被查出肝癌,从确诊到去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最后的时光,爷爷躺在老屋的炕上,瘦得脱了形。有一次,他回光返照般清醒过来,浑浊的目光缓缓扫过围在炕边的家人,最后定格在凌云脸上。
他用尽力气,伸出枯柴般的手,紧紧攥住了凌云的手。爷爷的嘴唇嗫嚅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仿佛有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是那样死死地、重重地握了一下凌云的手,那一下,仿佛倾注了他全部残存的力气和未尽的嘱托。
出殡那天,凌云穿着宽大的孝服,茫然地看着父亲红肿却流不出泪的双眼,看着哭得几乎晕厥的奶奶。海风还在吹,却再也带不回爷爷粗糙温暖的手掌,只剩下手背上那最后一握的沉重与温度,烙印般刻在了他的记忆里。
爷爷走后,奶奶的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父母商量后,决定让凌云继续陪着奶奶住在老院里。凌建军和三弟也开始轮流照顾母亲,时常过来帮忙料理家务。
父母依然忙碌,沉默地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凌云变得更加沉默内向,只是更加用力地读书写字。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拿出爷爷生前最爱用的那支钢笔,在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仿佛这样就能留住爷爷的一丝气息。
小学毕业考试,他考了全乡第三。那天放学回家,他特意绕到爷爷常带他去的那个山头,对着层层叠叠的大山喊道:爷爷,我考了全乡第三!山风呼啸而过,像是爷爷欣慰的叹息。
过了几天,凌建军从县里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县里那所老牌的师范学校改制了,今年开始招收初中生,面向全县招生,实行寄宿制。
得去试试。凌建军语气坚决,县里的教育怎么也比镇上的好,这是个机会。
李秀兰张了张嘴,看着丈夫黝黑脸上深刻的皱纹,又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这笔学费对他们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那个夏天,凌建军和他的摩托三轮车都忙得歇不住脚。天不亮,车斗里就摞满了装海鲜的泡沫箱,发动机的声音划破黎明的寂静;夜深了,他才带着一身海腥气和疲惫,将车停回院里。凌云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和那辆沾满泥点的三轮车,心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考试那天,村里好几个孩子都要去县里考试。几家一合计,凑钱雇了村里开面包车的李叔统一送考。凌建军特意歇了工,一大早把儿子送到村口。临开车前,父亲快步赶到车窗边,从兜里掏出个温热的煮鸡蛋,塞进儿子手里:别紧张,正常考就行。
发榜那天,凌建军天没亮就去了县里。中午时分,他骑着三轮车回来,车还没停稳就喊:考上了!咱家蒙蒙考上了!全县第五十六名!
李秀兰从屋里跑出来,围裙都忘了摘。凌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因为兴奋而发红的脸庞,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九月,凌云背着新被褥,揣着学费,跟着父亲坐上了去县里的长途汽车。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荒山土坡,渐渐变成楼房林立的街道。凌建军一路无话,只是时不时瞥一眼身边的儿子。
校园很大,来自北方海边小山村的凌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站在一群穿着时髦的同学中间,手指紧紧攥着书包带子。办完手续,凌建军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的钞票。交完学费,他把剩下的几百块塞到儿子手里:该吃吃,别省着。爹走了。
说完,转身挤进了熙攘的人群。凌云捏着那叠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钱,站在陌生的校园里,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鼻子一阵发酸。
他站在校门口,直到父亲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人群之中。远处的天空,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着南方飞去。凌云望着它们,忽然想起了爷爷曾经说过的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风吹过校园里的白杨树,叶子哗哗作响,像是故乡山林的回响。凌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宿舍楼。他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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