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圣地亚哥的报摊准时开门。
《圣地亚哥邮报》的头版头条用了一行不算夸张的黑体字：安第斯山区发现秘密矿场，疑似存在违规开采及人员伤亡。
标题下方是一张模糊的照片——矿坑的轮廓若隐若现，能隐约看到高墙和塔吊的影子。
报摊老板把报纸摞成一叠，等着早起的上班族掏钱购买。
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人扫了一眼标题，就翻到体育版去看科洛科洛队的比赛预告了。
“又是矿。”
一个等在公交站的工人瞥了一眼旁边乘客手里的报纸，语气平淡，“智利哪天不开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说是死了人。”拿报纸的人回答。
“矿上哪天不死人？”工人反问。
对话到此结束，公交车来了，他们各自上车，挤在扶手之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正如斯科特所料，报道确实发了出去，但也正如他不愿看到的那样，大部分人看完就忘了。
1966年的智利，物价上涨、工资停滞、土地改革的争论甚嚣尘上——对于大多数普通市民来说，一座深山里的矿场，无论它是合法的还是秘密的，都比不上今晚吃什么来得重要。
至于“疑似人员伤亡”这几个字，在没有具体数字、没有家属哭诉、没有政府官员出来鞠躬道歉的情况下，只是一个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概念。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智利大学，社会学系的公共教室里，一张被拍在桌面上的报纸，代替了原本该有的课前闲聊。
“你们看看这个。”
一个穿着褪色外套的学生站在桌边，手指戳着那篇报道的标题，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印证了某种预感的激动：“秘密开采、武装警卫、疑似人员伤亡——这还不够清楚吗？”
围在桌旁的几个学生纷纷凑近，有人拿起报纸快速扫了几行，有人则靠在椅背上，双臂交叉，表情复杂。
“铅锌矿？铅锌矿需要武装警卫？我家亲戚就在北边的矿上干活，连看门的狗都是瘸的。”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穿着褪色外套的学生接过话头，“如果它真的只是铅锌矿，为什么需要武装警卫？如果它合法合规，为什么要秘密开采？”
“这篇报道里没有说清楚那里面到底在挖什么，但正因为没说清楚，才更说明问题。”
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学生点了点头：“资本和国家机器从来不会在阳光下进行真正的交易，这座矿，无论它在挖什么，都是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用人民的名义，掠夺属于人民的资源。”
“对。”褪色外套的学生得到了支持，声音更大了些。
“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土地改革、讨论铜矿国有化，但这座矿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即使在这些讨论之外，在议会辩论和报纸社论的视线之外，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操作。”
“我们应该写点什么。”眼镜学生提议，“以学生会的名义，向报社投稿，要求政府公布这座矿的真实情况。”
“投稿是不够的。”学生摇头，“我们需要一场公开讨论，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他们的讨论持续了整个课间，语气激昂，措辞锋利，但上课铃响起时，他们还是各自回到座位上，摊开笔记本，准备记录教授即将讲授的社会分层理论。
那篇报纸被折好，塞进某人的书包夹层。
它会在课后被再次拿出来，在食堂的餐桌上传阅，在宿舍的夜谈中被反复引用，但暂时也仅此而已——
而警察局大厅的气氛与外面的报摊截然不同。
报摊前是漠然，而这里，电话铃声就没有断过，从值班台到走廊尽头的办公桌，接线员头戴耳机，一边接起新线，一边用手挡住话筒朝旁边喊：
“又是记者！第三频道！问矿场有没有立案！”
旁边的同事头也不抬，手里压着另一条线：“我这儿也是，《时代评论报》，说要确认伤亡人数。”
走廊里，一名肩章上缀着高级警衔的男人快步走过，腋下夹着一份刚送来的报纸，脸上的表情像是嚼了一枚青橄榄。
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衬衫的年轻人，手里攥着一沓便签，边走边快速汇报：
“……《时代周刊》的南美分社也打了电话，他们想问矿场的产权归属，还有——”
“还有伤亡人数。”高级警官头也不回地接上话。
“对。”
“告诉他们无可奉告。”
“说了，但他们说——”
“那就再说一遍。”
警官的脚步没有减慢，年轻人不得不加快语速才能跟上他的节奏：“另外，矿业部的联络人回话了，说矿场的管辖权不在他们那边，让我们找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又说矿场跟他们没关系，让我们找矿业部。”
高级警官终于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对方，他的表情谈不上愤怒，更像是一种被蠢话噎住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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