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有心腹将领倒戈、外有各省独立讨伐的内外交困之下，再加上军事上的接连惨败，袁世凯深知自己的帝制梦已经彻底破碎，再也无力回天。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企图以回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条件，平息各方怒火，保住自己的权力。
随着袁世凯取消帝制，护国战争的战场局势逐渐缓和，双方从激烈厮杀的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前。独立各省及护国军阵营态度坚决，一致坚持要求袁世凯彻底退位，绝不接受其继续担任大总统。同年4月，广东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与袁世凯政府形成对峙之势，进一步向袁世凯施压。
袁世凯在各方压力、忧愤交加之下，身体日渐衰败，最终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平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袁世凯病逝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黎元洪依法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并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表面上恢复了民主共和的秩序。
1916年7月，护国军方面见袁世凯已死，帝制被彻底推翻，反袁目标已经达成，遂宣布解散护国军军务院，历时近八个月的护国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护国战争结束后，远在海外、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的黄醒，于7月返回上海。此时的他，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弥合孙中山与革命党内其他派系之间的分歧，避免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同时，他主张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和平协商，摒弃前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再度爆发内战，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多年来，黄醒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殚精竭虑，早已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和胃病。此次回国后，他不顾身体的不适，依旧带病坚持工作，频繁会客、发表演讲、处理革命党与各方的联络事务，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的随行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他卧床休息、安心治病，却都被黄醒婉言拒绝。
无奈之下，随行人员只好悄悄联系了远在北京的芬恩，希望芬恩能够前来劝说黄醒，让他重视自己的身体。芬恩得知消息后，心中焦急万分，当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连夜南下上海，寻找黄醒。
见到黄醒的那一刻，芬恩看着他憔悴的面容、疲惫的神态，二话不说，上前就提溜着他的胳膊，强行要带他去医院检查治疗。黄醒自然是一万个不乐意，一边挣扎一边反驳：“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不能这样！芬恩！革命尚未彻底成功，我不能停下来！”
芬恩闻言，又气又心疼，翻了个白眼，语气强硬却满是关切：“得了吧，老黄！地球没了谁都照样转！少你一个人三五年，亡不了国！但你的身体，要是再这样折腾下去，倒有可能先完犊子！到时候，你连革命成功的那一天都看不到，谈何继续工作？”
芬恩最终还是强行将黄醒带到了上海同仁医院。这家医院，在当时的中国颇具名气，尤其在眼科、妇科手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虽说这与黄醒的肝病、胃病看似不太对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装备着全国第一台X光设备、第一台救护车，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护士学校。作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同仁医院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汇聚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医护力量，是当时中国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医院之一。
当然，这些都不是芬恩选择这家医院的最主要原因。最关键的一点是，刘静英如今正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同时还兼任护士学校的副校长；而黄玛丽，则在护士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有她们在，芬恩才能放心让黄醒在这里接受治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缘由——奥维尔·斯旺森先生，是这家医院的出资人之一。毕竟，这位牧师先生如今在美国西部已是大名鼎鼎，至于他与圣公会具体是什么关系，芬恩并不清楚，也懒得去深究——毕竟，芬恩连佛都不信，更不用说什么教会关系了。
经过医院医生的详细检查，黄醒的病情被彻底确诊：肝硬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阶段，伴随腹水等并发症，身体代谢也出现了严重紊乱。医生当即给出了严格的诊疗建议，要求黄醒必须卧床休息，严禁过度劳累，并提供了详细的饮食指导，叮嘱其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避免加重肝脏负担。同时，医生表示，会使用利尿剂缓解黄醒的腹水症状，使用维生素制剂改善其身体代谢，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并没有任何根治性的疗法，也无法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只能尽量延缓病情、减轻其痛苦。
芬恩听完医生的诊断结果，心中暗自叹息，却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他特意找到了刘静英，再三拜托她，一定要好好照顾黄醒，时刻留意他的身体状况，不能有丝毫马虎。同时，他还让金在根安排可靠的人手，昼夜轮流守在黄醒的病房外，严令手下：若是黄醒执意要偷偷出院、继续忙活工作，不用跟他废话，可以直接打晕，务必保证他能安心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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