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经芬恩引荐,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则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位先驱自此在燕园播撒新思想的火种。
1917年1月23日,芬恩在燕京度过了他在这座生长之地的最后一个春节,年味尚未散尽,他便开始着手准备北上出关。自年前起,张作霖便已数次致电相邀,力请他前往奉天相助,可芬恩性子闲散,一拖再拖,直到开春才终于动身。
1917年3月4日,农历二月十一,恰逢星期日。这一日亦是杨公忌日、往亡日与重日,黄历上明明白白写着“巳不远行,财物伏藏”,忌出行、祈福、行丧、纳畜、安葬、安门。可这番说辞,要么无人知晓,要么无人在意——芬恩携家带口踏上前往山海关的路途,一路兴致盎然,全然没有察觉,这一去,再回这座熟悉的城市,已是三十载光阴流转。
张作霖对芬恩的重视,从派来接驾的阵仗便可见一斑。他特意遣出自己最心腹、最得力,亦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六弟孙烈臣作为专使,又令贴身警卫赵喜顺全程护送,二人亲自带着一个连的精锐警卫赶赴燕京,就连过年,都是在芬恩的李府守着,足见诚意。
离家远行,本易生出几分沉闷,可一过山海关,望着眼前千里雪原、银装素裹的北国景致,芬恩心中竟莫名涌起一股兴奋。他下意识想振臂高呼“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没敢。
憋了半晌,他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唱的是那句“我滴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调子被他唱得格外喜庆,身旁卫队的士兵们听着听着,也渐渐被这份好心情感染,到最后,竟成了一群人并肩高歌,歌声在空旷的雪原上久久回荡。
好心情素来是会传染的。贾斯伯一群半大小子,骑着马在雪原上纵驰奔腾,笑声清脆,乐不可支;就连迈卡和贝尔两条狗,也在雪地里撒欢儿奔跑,兴奋得直摇尾巴。达奇等人也卸下了平日的拘谨,一行人一路走走停停,倒像是借着赶路的由头游山玩水,竟足足走了两个月,才慢悠悠抵达奉天——这可把盼着他们到来的张作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哎呀!你可算是来了!”张作霖亲自站在大帅府门口等候,见芬恩一行抵达,当即哈哈大笑,语气里满是急切与欢喜。
芬恩笑着打趣:“呵!张大帅连喜顺和六哥都派出去了,这般盛情,我敢不来吗?”
张作霖却笑着揶揄回去:“嘿!你甭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我若不派他们去请,你怕是能守着老婆孩子,窝在府里半年都不出门!”
“哎哎哎~!你这叫什么话!纯属诽谤啊!”芬恩故作一脸不乐意,语气里却满是笑意。
张作霖与身边随行的众人闻言,皆是哈哈大笑。他挥了挥手,爽朗地说道:“成了成了,不跟你贫嘴了!今儿个备了酸菜血肠锅子,就等你们到了点火开吃!”
这场宴会的规格,在当时的东北,算得上是顶格配置。孙烈臣,张作霖最信任的副手,堪称奉军副总指挥级别的核心人物;张作相,为人忠厚稳重,人缘极好,便是后来被人尊为“辅帅”的那位;吴俊升,性情莽勇,对张作霖忠心耿耿,是东北地界上出了名的“死忠土霸王”;还有圆滑世故的张景惠,在奉系之中也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席间还有一位汤玉麟,他素来与张作霖不甚相和,席间始终淡淡的,不怎么搭理张作霖,可对芬恩一行,却始终保持着客气。再加上寸步不离张作霖的赵喜顺,彼时东北的实权人物,几乎尽数到场;至于奉天省长、警务处长、交涉署长等人,不过是陪坐的角色罢了。
酒过三巡,张作霖放下酒杯,语气急切起来,开门见山道:“芬恩啊,咱老张跟你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就不绕弯子了!你打算在奉天置办些什么产业?上个月,刘存厚的川军被唐继尧的滇军打得溃不成军,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在云南建的那座兵工厂!奉天的地,你随便划,想建在哪,就建在哪!”
这番话,全然没了平日的老谋深算,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显然是按捺不住想要建兵工厂的心思。芬恩却依旧老神在在,端着酒杯轻轻晃动,浅笑道:“奉天这边,组装厂、维修厂、办事处,还有一些小型配套设施,确实可以着手施工了。不过,这些用不了多少地皮。”
张作霖闻言,当即彻底破功,蹭地一下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急声道:“啥?兵工厂呢?芬恩,你可不能坑咱老张啊!”
芬恩咂了咂嘴,缓缓说道:“老张啊,你仔细想想。奉天的地价贵,人口又密集,更关键的是,它离日本人的铁路太近,不安全。再者,俄国人要是真的愿意跟我们合作,他们会同意把兵工厂建在奉天吗?就算他们同意,你愿意让老毛子在奉天驻军吗?退一步说,就算你愿意,段祺瑞总长那边会怎么看你?老百姓又会怎么说你?怕是要扣上一顶‘引俄入室’的帽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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