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经芬恩引荐，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则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位先驱自此在燕园播撒新思想的火种。
1917年1月23日，芬恩在燕京度过了他在这座生长之地的最后一个春节，年味尚未散尽，他便开始着手准备北上出关。自年前起，张作霖便已数次致电相邀，力请他前往奉天相助，可芬恩性子闲散，一拖再拖，直到开春才终于动身。
1917年3月4日，农历二月十一，恰逢星期日。这一日亦是杨公忌日、往亡日与重日，黄历上明明白白写着“巳不远行，财物伏藏”，忌出行、祈福、行丧、纳畜、安葬、安门。可这番说辞，要么无人知晓，要么无人在意——芬恩携家带口踏上前往山海关的路途，一路兴致盎然，全然没有察觉，这一去，再回这座熟悉的城市，已是三十载光阴流转。
张作霖对芬恩的重视，从派来接驾的阵仗便可见一斑。他特意遣出自己最心腹、最得力，亦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六弟孙烈臣作为专使，又令贴身警卫赵喜顺全程护送，二人亲自带着一个连的精锐警卫赶赴燕京，就连过年，都是在芬恩的李府守着，足见诚意。
离家远行，本易生出几分沉闷，可一过山海关，望着眼前千里雪原、银装素裹的北国景致，芬恩心中竟莫名涌起一股兴奋。他下意识想振臂高呼“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没敢。
憋了半晌，他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唱的是那句“我滴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调子被他唱得格外喜庆，身旁卫队的士兵们听着听着，也渐渐被这份好心情感染，到最后，竟成了一群人并肩高歌，歌声在空旷的雪原上久久回荡。
好心情素来是会传染的。贾斯伯一群半大小子，骑着马在雪原上纵驰奔腾，笑声清脆，乐不可支；就连迈卡和贝尔两条狗，也在雪地里撒欢儿奔跑，兴奋得直摇尾巴。达奇等人也卸下了平日的拘谨，一行人一路走走停停，倒像是借着赶路的由头游山玩水，竟足足走了两个月，才慢悠悠抵达奉天——这可把盼着他们到来的张作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哎呀！你可算是来了！”张作霖亲自站在大帅府门口等候，见芬恩一行抵达，当即哈哈大笑，语气里满是急切与欢喜。
芬恩笑着打趣：“呵！张大帅连喜顺和六哥都派出去了，这般盛情，我敢不来吗？”
张作霖却笑着揶揄回去：“嘿！你甭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我若不派他们去请，你怕是能守着老婆孩子，窝在府里半年都不出门！”
“哎哎哎~！你这叫什么话！纯属诽谤啊！”芬恩故作一脸不乐意，语气里却满是笑意。
张作霖与身边随行的众人闻言，皆是哈哈大笑。他挥了挥手，爽朗地说道：“成了成了，不跟你贫嘴了！今儿个备了酸菜血肠锅子，就等你们到了点火开吃！”
这场宴会的规格，在当时的东北，算得上是顶格配置。孙烈臣，张作霖最信任的副手，堪称奉军副总指挥级别的核心人物；张作相，为人忠厚稳重，人缘极好，便是后来被人尊为“辅帅”的那位；吴俊升，性情莽勇，对张作霖忠心耿耿，是东北地界上出了名的“死忠土霸王”；还有圆滑世故的张景惠，在奉系之中也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席间还有一位汤玉麟，他素来与张作霖不甚相和，席间始终淡淡的，不怎么搭理张作霖，可对芬恩一行，却始终保持着客气。再加上寸步不离张作霖的赵喜顺，彼时东北的实权人物，几乎尽数到场；至于奉天省长、警务处长、交涉署长等人，不过是陪坐的角色罢了。
酒过三巡，张作霖放下酒杯，语气急切起来，开门见山道：“芬恩啊，咱老张跟你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就不绕弯子了！你打算在奉天置办些什么产业？上个月，刘存厚的川军被唐继尧的滇军打得溃不成军，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在云南建的那座兵工厂！奉天的地，你随便划，想建在哪，就建在哪！”
这番话，全然没了平日的老谋深算，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显然是按捺不住想要建兵工厂的心思。芬恩却依旧老神在在，端着酒杯轻轻晃动，浅笑道：“奉天这边，组装厂、维修厂、办事处，还有一些小型配套设施，确实可以着手施工了。不过，这些用不了多少地皮。”
张作霖闻言，当即彻底破功，蹭地一下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急声道：“啥？兵工厂呢？芬恩，你可不能坑咱老张啊！”
芬恩咂了咂嘴，缓缓说道：“老张啊，你仔细想想。奉天的地价贵，人口又密集，更关键的是，它离日本人的铁路太近，不安全。再者，俄国人要是真的愿意跟我们合作，他们会同意把兵工厂建在奉天吗？就算他们同意，你愿意让老毛子在奉天驻军吗？退一步说，就算你愿意，段祺瑞总长那边会怎么看你？老百姓又会怎么说你？怕是要扣上一顶‘引俄入室’的帽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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