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德那句“潭里的路不好走”，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沉地坠入黑龙潭，没有激起半点涟漪，却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寒冷而粘稠。
他身后那七八个汉子，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沉默而坚硬。他们手中握着的锄头、砍刀和扁担，在林间斑驳的光影下，闪烁着农具特有的、朴实而危险的光。那不是武器，但当它们被紧紧攥在手里，对准一个人的时候，就成了最直接的凶器。
王医生和王大山已经彻底僵住了。
王医生的手下意识地伸进口袋，想要去摸他的眼镜，仿佛那两片薄薄的镜片能隔绝眼前这令人窒息的现实。可他的指尖冰凉，抖得厉害，几次都没能触到那熟悉的硬壳。
王大山则像一头被围困的野兽，肌肉紧绷，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压抑的喘息。他下意识地将身体微微前倾，挡在了林正的侧前方，那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保护姿态，尽管他自己的双腿也在不听使唤地打颤。
整个场面，像一幅被定格的油画。一边是三个势单力薄的闯入者，另一边，是代表着整个村庄意志的铜墙铁壁。
林正的目光，平静地从王敬德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缓缓移到他身后那些村民的脸上。他看到了麻木，看到了被煽动起来的敌意，但在那敌意的更深处，他看到了一样东西——恐惧。他们和他一样，也在害怕。只不过，他害怕的是公理不彰，而他们害怕的，是改变本身。
“王老先生，”林正开口，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山林里，每个字都清晰可闻，“我们不是来走潭里的路的。我们是来走人间的路。”
他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让王大山的身体绷得更紧了。
“白马村的村民赵来顺，精神失常，他的妻子和女儿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是国家干部，他是我们镇的公民。公民有困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理。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人间的道理。”
他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在对峙，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平淡得没有一丝火气。可正是这种平淡，让王敬德浑浊的眼睛里，寒意更浓了。
“职责？”王敬德嘴里咀嚼着这个词，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你的职责，在镇政府的大院里，不在我们白马村的黑龙潭。我们村里的事，我们村里人自己了。用不着外人来插手。”
他手中的龙头拐杖，在满是苔藓的地上轻轻一点。
“赵来顺疯了，是他家的命不好。他老婆孩子跑了，是她自己不想过了。这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林干部，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何必为了一个疯子，来趟我们这潭浑水？”
这番话说得“通情达理”，像个苦口婆心的长辈在劝诫一个不懂事的晚辈。可话里的潜台词，却冰冷刺骨：疯子的事，不值得管；别人的家事，你没资格管；我们的地盘，你更不该管。
林正没有接他这个话茬，反而像是没听懂他的警告一样，脸上露出几分认真的神色，甚至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封面印着国徽的工作笔记本。
“王老先生，您这个说法有点问题。”林正一本正经地翻开笔记本，仿佛准备现场开个普法讲座，“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应当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指导下开展工作。也就是说，村里的事，镇里不仅能管，而且有指导的责任。”
他顿了顿，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有些发愣的王敬德，继续用他那特有的、清澈而耿直的语调说道：
“其次，关于您说的‘家事’。赵来顺的妻子和女儿属于失踪人口，根据《公安机关查找失踪人员工作规定》，这已经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范畴，不再是单纯的家务事。我们信访办接到群众反映，有责任协助调查，了解情况。”
“最后……”林正合上本子，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各位乡亲，你们都是庄稼人，挣点钱不容易，要是为了这事被罚款拘留，不值当。”
这一大段“之乎者也”砸下来，别说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就连自诩为村中智者的王敬德，都一时没反应过来。
整个场面陷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安静。
那些原本满脸凶相的汉子，握着锄头扁担的手，都有些不自觉地松了。他们听不懂什么“组织法”、“规定”，但“罚款”、“拘留”这四个字，他们听得明明白白。他们是来帮大族老撑场面的，可没想过要把自己撑到局子里去。
王医生扶着树，差点没笑出声来。他行医一辈子，见过各种疑难杂症，可从没见过用这种方式跟人“吵架”的。这哪里是吵架，这分明是降维打击。用国家的法律条文，去对付一个村子的乡规民约，就像用正规军的火炮去轰炸一群拿着大刀长矛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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