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房里弥漫着腐朽木头和潮湿泥土混合的气味，每一丝都像冰冷的触手，钻进我的鼻腔，勒紧我的神经。
我蜷缩在柴火堆的阴影里，像一只受惊的野兔，只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的声音。
我将那副从陶俑眼中取出的老花镜捧在手心，冰凉的金属镜架硌着我汗湿的掌心。
光线从柴房唯一的破洞里斜射进来，形成一束浑浊的光柱，无数尘埃在其中翻滚飞舞。
我借着这微弱的光，将眼镜凑到眼前，反复端详。
金手指的能力在我的催动下，像一台超高精度的扫描仪，开始疯狂地分析镜架上的每一处细节。
昨日，当我的指尖嵌入陶俑眼窝，触碰到这副眼镜时，它所反射的每一束光线、每一个角度，都被我的大脑完整地记录、编码、储存。
现在，这些数据被重新调取出来。
我的视野里，镜腿内侧那处原本以为是普通刻字的地方，在金手指的解析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无数细微到肉眼无法分辨的光影折射点构成了一幅三维结构图——这不是雕刻，是嵌入式微雕！
那些字母和数字的边缘，有着微不可察的缝隙，像一道精密至极的暗门。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从头上拔下一根黑色的发卡，用牙齿将其咬直，屏住呼吸，将尖端探入那个看似浑然一体的刻字边缘。
指尖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松动感，像是触动了某个微型机关。
我小心翼翼地向外一撬。
“咔哒。”
一声几乎听不见的轻响，一枚比米粒还要小的金属薄片，从镜腿的凹槽中弹了出来，掉落在我的掌心。
我的呼吸瞬间凝固。
金属片在光尘中闪烁着冷硬的光。
我几乎是把眼睛贴了上去，才看清上面用蚀刻技术留下的那行数字：。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
这个日期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瞬间烫穿了我的记忆。
那是母亲失踪的日子，是我噩梦开始的源头。
原来线索一直都在，只是藏得如此之深，深到需要用生命和奇迹才能触及。
我强忍着翻涌的情绪，将金属片翻了过来。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
金属片的背面，竟然用某种特殊的胶质，粘贴着一小截胶片残片。
残片已经泛黄，但影像依然清晰。
画面里，一个温柔的女人，正对着镜头微笑，她的手里，赫然拿着一副一模一样的老花镜。
是母亲。
那一刻，我如遭雷击。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炸开。
我一直以为母亲留下的线索，是那句“信镜，勿信人”。
我以为“信镜”是指这副眼镜是信物。
我错了，大错特错。
这不是“信物”的“信”，是“信息”的“信”。
这不是一副眼镜，这是一把钥匙，一个记录仪！
每一次所谓的“入模仪式”，那些被村民视为神圣和恐惧的瞬间，都被这副眼镜，以某种我尚不理解的方式，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就在这时，窗户的木格上，响起了三长两短的轻叩声，那是李聋子的暗号。
我猛地抬头，看见他那张焦急的脸贴在窗外，双手飞快地比划着。
我的金手指能轻易解读他的手语，每一个动作都像清晰的文字投射在我的脑海：陈守义带人搜查了猪圈和陶窑，正分头朝着村东而来。
时间不多了。
我立刻从贴身的口袋里，将另外两样东西取出，与那枚刚发现的金属片并列放在一块干净的木板上——一卷是孙会计临死前拼命冲洗出来的“名单”，另一卷是张婆婆交给我的，据说是姥姥留下的“遗言”，同样是微缩胶片。
三卷看似无关的胶片，此刻在我眼前，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联系。
我将它们并列排开。
母亲留下的“终录”（就是那半截残片）、孙会计的“名单”、张婆婆的“遗言”。
在金手指的超感官视野下，胶片上那些细微的划痕、压痕的密度，呈现出一种清晰的、层层递进的规律。
不能再犹豫了。
我闭上双眼，调动了全部的精神力，启动了“多感官整合”。
这是金手指最深层、也最耗费心神的能力。
一瞬间，我的世界里，视觉、听觉、触觉的界限被彻底打破。
我用指尖轻轻抚过三卷胶片。
那细微的压痕，在我脑中转化为震动的声波；胶片上残留的、不同人留下的情绪印记（母亲的悲伤、孙会计的恐惧、姥姥的决绝），被转化为不同频率的背景噪音；而镜片本身记录的光影信息，则像校准器一样，将这些混乱的信号进行过滤和重组。
无数嘈杂的电流声在我脑中轰鸣，像上万只蝉同时嘶叫。
我咬紧牙关，忍受着大脑快要被撕裂的剧痛，将所有感官信息强行叠加、整合。
渐渐地，那些杂乱无章的声波开始汇聚，被还原成一个颤抖的、我无比熟悉的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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