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孤独的眼睛审视着我们，仿佛在宣判一场早已内定的审判。
死寂中，我感到手心渗出冷汗，紧紧攥住，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场为我母亲，也为我自己准备的迟到的葬礼。
天刚蒙蒙亮，晨雾像一块湿冷的裹尸布，笼罩着沉睡的小镇。
我把自己藏在镇图书馆最角落的位置，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尘埃混合的、被时间遗忘的味道。
我面前摊开的，是三份从不同渠道拼凑出的、泛黄的真相碎片。
第一份，是十五年前的政府批文，红色抬头印着“关于在青禾镇试点推行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导项目的批复”。
纸张脆弱得仿佛一碰即碎，但右下角那个“周建功”的签名，却力透纸背，锋利如刀。
他现在是县委书记。
第二份，是我母亲林舒的最后一学期教师评估表。
她在照片里笑得温柔，眉眼弯弯，是我记忆里最熟悉的模样。
可评估意见栏里，却用一种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笔迹写着：“该教师近期表现出情绪不稳定迹象，与学生互动存在潜在风险，建议调离教学岗位。”
而第三份，是一本名为“心灵成长基金”的原始章程。
那熟悉的烫金字体，我曾在小镇无数的“慈善”宣传栏上见过。
它的发起人那一栏，赫然印着一个名字——许卫国。
许明远的父亲，那个总是笑呵呵地拍着我肩膀，说“晚照这孩子真像她妈妈”的男人。
我的指尖在三份文件上轻轻划过，一种奇异的嗡鸣在我脑中响起。
这不是思考，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数据处理。
我的“金手指”，那个从我有记忆起就伴随着我的能力，正自动将那些看似无关的日期、名字、事件进行高速交叉比对。
批文日期：十五年前，三月十二日。
评估表日期：十五年前，六月三日。
基金会成立日期：十五年前，三月二十日。
然后，一个被深埋的节点，在我脑海的数据库里被强行点亮——母亲“失踪”前三天，她熬了几个通宵，在书房里写了一份举报信的草稿。
我当时只有十岁，只记得她一遍遍地撕掉重写，嘴里喃喃自语：“不对，不是幻觉……为什么他们都不记得了？”那份草稿的内容，此刻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关于我校部分高年级学生出现集体性、阶段性失忆症状的紧急报告。”
我的心脏骤然一缩。
她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她是第一个试图把盖子掀开，结果被整个埋进土里的人。
下午，我换上了一身沾着油污的工装，头戴一顶印着“电力维修”的旧帽子，压低的帽檐遮住了我大半张脸。
教育局那栋灰扑扑的六层小楼，像一头沉默的巨兽，盘踞在小镇的中心。
顾昭亭在街对面的奶茶店里，假装玩着手机，他的耳朵里塞着微型耳机，随时为我望风。
“监控已切断，你有十五分钟。”耳机里传来他简短的声音。
我推着一辆工具车，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地下档案库。
一股霉味和铁锈味扑面而来。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迅速找到了那一排标着“D”区的铁皮柜。
D07，这个编号是我从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档案员那里，用两条好烟换来的。
钥匙插进锁孔，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在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拉开沉重的柜门，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牛皮纸档案袋。
而在最顶层，一只红色的硬皮笔记本突兀地躺在那里，仿佛早就等待着我的到来。
封面上，用烫金字体印着六个字——“模范培育日志”。
我的指尖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翻开第一页，那熟悉的日期再次刺痛了我的眼睛，正是我母亲消失那一年。
日志的记录者字迹工整，却透着一种非人的冷酷。
“三月二十五日。本年度‘模范’筛选完毕，共计七人，均为高三‘高敏感度’女性样本。初步接触顺利，已建立信任关系。”
“四月十日。开始第一阶段心理暗示干预。样本C出现轻微抵触，已通过家庭成员施压，效果良好。”
“五月二日。引入二类药物辅助。样本E、G出现短暂记忆混乱，属正常现象，继续观察。”
一页页翻下去，我的血液仿佛一点点被抽干，四肢冰冷。
那些冰冷的文字，描述着一个如何将活生生的人，通过心理暗示、药物干预和家庭施压，一步步抹除自主意识，最终达到“自愿签署归位协议”的流水线作业。
而协议的内容，日志里没有写，但我几乎可以猜到——她们被送去了哪里？
成为了什么？
直到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条潦草的、仿佛带着怒气的备注，我的呼吸彻底停滞了。
“六月一日。突发状况：非项目内人员林某（高三教师）察觉异常，并试图上报。其抗拒意识极为强烈，常规催眠无效，需启动‘特殊处理’程序——建议由其直系亲属参与深度催眠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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