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 甘薯风波与海事新律
吕宋传来的甘薯与玉黍，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官方试种田里那茁壮的藤蔓和金灿灿的棒穗，无声宣告着一种足以颠覆传统农业格局的力量。岭南道的农官奏报尚带着谨慎的喜悦，民间暗涌的贪婪却已如野火燎原。
最先出事的是广州郊外的一处官田。一夜之间，半亩已近成熟的甘薯藤蔓被人连根掘走，看守的老农被打成重伤。几乎同时，番禺县数家新近崛起的、以经营海外货殖为主的商号，其名下田庄里竟悄然出现了玉黍的幼苗！
消息传入长安，李瑾震怒。这已不是简单的偷盗，而是对朝廷权威的公然挑战，是对帝国试图掌控新作物推广战略的破坏！
“查！给朕彻查！凡涉案商号、士绅，一律严惩不贷！”御案被拍得震天响，李瑾眼中寒光凛冽，“传旨岭南，即日起，所有甘薯、玉黍种苗，由‘南海督护府’统一管制，民间严禁私藏、私种，违者以盗掘官产论处！”
然而，强硬的禁令之下，暗流涌动更甚。新兴的工商阶层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对朝廷的管制阳奉阴违。偷运种苗、贿赂小吏、在偏远山庄秘密种植的行径屡禁不止。巨大的利益面前，律法的威严似乎也变得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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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危机也开始显现。
明州（今宁波）刺史急报：沿海巡检司查获三艘私自打造、意图扬帆出海的大型帆船，船上不仅满载粮食清水，更藏有兵刃弓弩，其目标直指吕宋！船主乃是当地与海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被捕后竟公然叫嚣：“朝廷能去得吕宋，为何我等去不得？海外无主之地，自当有力者居之！”
几乎同时，泉州、福州亦有类似奏报。一股“下海淘金”的狂潮，在东南沿海悄然成型。这些私船不仅威胁到朝廷对吕宋的专营开发，更因其往往与海盗、走私纠缠不清，严重扰乱了沿海秩序，甚至可能引发与南海土着的冲突，破坏大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布德”形象。
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应对的争论再起。一部分官员主张严厉镇压，凡私造船舰、违禁出海者，皆以谋逆论处；另一部分则认为堵不如疏，应效仿前朝，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征税。
“镇压？东南沿海豪强与海商盘根错节，关系网直达天听！强硬镇压，恐激起民变！”一位出身江南的官员忧心忡忡。
“疏？如何疏？难道坐视他们与朝廷争夺吕宋之利，扰乱海疆吗？”兵部官员厉声反驳。
李瑾看着争吵的臣子，心中烦躁。他知道，问题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与秩序缺失。技术的进步（新作物、航海技术）和信息的传播（吕宋富庶），释放了民间被压抑的活力与欲望，而旧的律法和治理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林薇。
林薇沉吟良久，她知道，必须建立一套新的规则。“陛下，臣妾以为，当双管齐下。一方面，对甘薯、玉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之物，必须坚持朝廷主导，严控种苗，但同时，可由‘南海督护府’出面，与信誉良好、自愿遵守规章的大商号签订‘特许种植契约’，划定区域，统一收购，使其有利可图，又置于监管之下。”
“另一方面，对于海事，”她继续道，“当立即制定颁布《大唐海事律》，明确朝廷对海外新发现土地的主权，规定民间海船建造标准、出海许可、贸易纳税、以及海外行为准则。可于广州、明州、泉州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专司海事管理、征收海税，并对合法出海贸易者提供一定保护。同时，授权‘南海督护府’及登州水师，对无许可私自出海、尤其是携带军械者，拥有缉拿、击沉之权！”
这一套方案，既有怀柔的疏导，也有铁血的威慑，试图在鼓励海洋开发与维护帝国权威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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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海事律》与设立市舶司的诏令，在激烈的争论中终于颁布。律法条文细致规定了从船只制造到海外行为的方方面面，市舶司的设立则为合法海商打开了一道门缝。与此同时，朝廷对几起恶性偷盗种苗和违禁出海事件进行了严厉处置，数名豪强被抄家，首犯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高压与怀柔并举之下，东南沿海的混乱局面暂时得到了控制。一些有远见的大商号开始主动接洽市舶司和南海督护府，寻求合作。民间对甘薯、玉黍的疯狂追逐也有所降温，转而关注如何通过合法渠道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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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局势看似缓和之际，岭南道传来急报：首批由官田收获的甘薯，在推广至个别皇庄与勋贵田庄试种后，竟出现了大面积病虫害，产量锐减！与此同时，前往吕宋进行第二批补给运输的船队，在航行至古城附近海域时，再次遭遇不明身份舰船的袭击！对方船速极快，战术刁钻，虽未造成重大损失，却明显是针对大唐的航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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