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三章 宝船初航与暗礁隐现
皇长子李昊于生辰宴上那番石破天惊的稚语，如同一股清流，暂时涤荡了金殿惊变带来的污浊之气。帝心坚决，雏凤志远，使得朝中那些企图借“尸谏”风潮否定新政的守旧势力，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转入更为隐秘的观望与掣肘。
外部压力稍减，帝国的航程便继续在既定的轨道上加速前行。
登州船坞，两艘新下水的“宝船”如同巨鲸卧波，其庞大的船体、高耸的桅杆、以及侧面预留的炮位（为未来更大型火器准备），无不彰显着超越时代的造船技艺。在万众瞩目下，这两艘被李瑾亲自命名为“镇海”、“靖波”的巨舰，满载着补给、工匠以及对吕宋据点的最新指令，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缓缓驶离港口，加入前往吕宋的护航舰队。它们的首航，标志着大唐海上力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与此同时，岭南“南海督护府”的“官督商办”试验也初步见效。获得特许状的三家海商，凭借其高效的运作和灵活的渠道，迅速将首批健康的甘薯种苗推广至沿海数州，并组织了数支规模可观的商船队，在朝廷水师的护航下，开始了与吕宋的定期贸易。来自吕宋的巨木、矿石与来自岭南的丝绸、瓷器、铁器相互流通，一条充满活力的海上商路正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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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技术的进步与利益的扩张，总是伴随着新的矛盾与风险。
“镇海”、“靖波”宝船队抵达吕宋后不久，“南海督护府”便接到吕宋舰队都督的紧急密报。密报称，随着大唐在吕宋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与当地一些原本保持中立、甚至友善的部落，开始出现了摩擦。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土地、水源以及贸易定价权。部分部落首领认为唐人索求无度，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而大唐方面（包括官方和商人）则觉得这些土人“愚昧贪婪”、“不通教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表明，高句丽的影子再次隐约浮现。他们似乎并未放弃在南海的搅局，转而采用更隐蔽的方式，通过贿赂、挑拨等手段，煽动吕宋当地部落对大唐的不满，企图从内部瓦解大唐的据点。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督请示，是否对怀有异心的部落，施以……雷霆手段？”密报的最后，带着一丝血腥的请示。
这份密报被快马加鞭送至长安，摆在了李瑾和林薇的案头。
“雷霆手段？”林薇看着这几个字，眉头紧蹙，“我们在吕宋立足未稳，若一味强硬，恐失人心，正中高句丽下怀。但若一味怀柔，又恐被视作软弱，令宵小得寸进尺。”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海洋的开拓，不仅仅是船只和火铳的较量，更是文化、制度和智慧的碰撞。
李瑾沉吟良久，提笔批复：“谕吕宋都督：怀柔与威慑并重。对大多数部落，当以诚相待，公平贸易，授以农耕、医药之术，使其切身感受归附之利。对少数受高句丽蛊惑、冥顽不灵者，可择其首恶，精准打击，以儆效尤。切记，我等跨海而来，非为屠戮，实为共存共荣。如何把握其中分寸，卿当自决。”
这道旨意，既给予了前方将领足够的自主权，也定下了“以德服人为主，武力惩戒为辅”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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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本土，因新作物和海洋贸易催生的内部问题也开始发酵。
甘薯和玉黍在岭南的成功推广，其高产特性吸引了无数目光。那些未能获得“特许种植契约”的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眼见巨大利益被几家大海商垄断，心中不平，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施压地方官府，要求放开种苗管制，允许民间自由种植。甚至有人暗中串联，试图从已获授权的商号田庄中偷盗种苗。
而在沿海州府，随着“官督商办”模式下贸易额的激增，新的利益分配矛盾也随之产生。市舶司的税收、督护府的抽成、海商自身的利润、以及运输、仓储、加工等环节的利益，如何划分，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一些背景深厚的地方官员，也开始试图插手这块巨大的蛋糕，与督护府和市舶司争权。
这些内部纷争，虽然尚未酿成大乱，却如同一根根缠绕的丝线，开始束缚帝国向海图强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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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内外挑战交织之际，皇宫之内，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寓意深远的场景，正在上演。
林薇为了让李昊更直观地理解力量与平衡，命匠作学堂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杠杆”模型。模型一端放着代表“大唐”的玉玺（仿制品），另一端则空空如也。
林薇将一些标着“格物”、“海事”、“新政”、“民心”、“旧俗”、“外患”等字样、重量不等的砝码，逐一放在李昊面前。
“昊儿，你看，要让这玉玺稳稳升起，需要在这些位置，放下合适的砝码。”林薇引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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