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六年春，料峭寒意尚未褪尽，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已被两股截然不同的紧张暗流所裹挟。
在北方的顺天府，筹备新都的工地上，夯土号子如雷贯耳昼夜不息，无数民夫若蚁群般搬运着巨木石料，空气中翻腾的尘土与汗水气息，仿佛将帝国未来都浇筑进这片日渐隆起的地基。南方的金陵城却似一艘泊于惊涛的巨舰，在早春的政治风浪中抛下沉重锚链：墙外，是朱棣北巡归来龙颜震怒、太子属官梁潜与周冕血染刑场的肃杀之气；是汉王党羽弹冠相庆、摩拳擦掌的嚣然之声；是文官集团兔死狐悲、缄默自保的幽微暗流。墙内则是数千举子埋首案牍，笔墨簌簌间，他们书写的不只是经义文章，更是无意间卷入帝国最高权力博弈的投名状，亦是决定自身命运的生死符——每道试题皆如淬炼千年的双刃剑，寒光凛冽，暗藏机锋。
丙字柒拾叁号号舍内，周廷玉正襟危坐。
此舍与其称作房，不如谓之砖石囚笼——宽不过三步，深仅容转身，抬头唯见一方被高墙切割得方方正正的天幕。号板兼作书案与卧榻，夜卧时只得蜷身如弓；空气中交织着陈年墨迹的淡香、廉价灯油的刺鼻味，更有无数前辈考生遗下的、凝结成实质般的焦虑在静静流淌。
在他眼中，此番春闱考的从来不是四书经义的章句训诂、圣贤教诲的口头标榜，而是在波谲云诡的朝局中，举子们的立场抉择与执政韬略，每道题目皆是出题者匠心布设的深意与陷阱。更何况其身份尤为特殊：既是禄国公世子，勋贵之后，与沐晟、张辅等军中宿将交厚；亦是文官集团精神领袖刘伯温的玄孙，同夏元吉等中枢重臣过从甚密。此番科举，若一味迎合帝心、鼓吹开边拓土，则必为文官集团所弃，试卷难获青眼；若固守文官立场、呼吁休养生息，暗讽天子苛政，则不仅触怒因北征受阻而肝火正旺的朱棣，更将开罪汉王及军中勋贵，纵能金榜题名，日后仕途亦是荆棘密布。
这无疑是一场刀尖上的舞蹈，他必须寻得那条狭路——既要展露经天纬地之才，又需恪守为臣本分；既要呼应天子开疆拓土的雄心，又要彰显体恤万民的仁政；既不能触犯文官清议，亦不可疏离军中勋贵。廷玉凝神静气，冰冷空气吸入肺腑，头脑却愈发清明。其推衍之能，在于洞察万物隐微关联，预判世事吉凶趋向，此刻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高速运转。指尖微搓，眸光沉静如渊，缓缓落于刚发下的试题纸之上。
第一场考的是经义，实则是看举子们在朝局暗流下的立身之道。辰时鼓响，试卷发下。首场《四书》义，题目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周廷玉心念电转：杨荣重实务，陛下刚经历北巡归来的不快与太子属官被诛的风波，此刻“德”字最需落到实处。他破题便写：“北辰居所而众星共之，非虚悬其德，实乃建极抚绥之验也。”巧妙将“德政”引申为具体的建极（确立准则）与抚绥（安抚百姓）之策，暗合永乐帝重实效、恶空谈的脾性。文中更以“德泽布而民自归，法度立而奸宄消”暗讽当前朝中因北争议题导致的纷乱，强调制度与实效重于空泛的道德争论，既避开了直接评判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又彰显了经世致用的态度。
五经义中，《易经》题最为刁钻：“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试阐其义。”周廷玉目光微凝——此题看似寻常，实则暗藏杀机。此题阴险至极！表面探讨经义矛盾，实则直指当前政治核心矛盾。“天尊地卑”是强调君臣纲常不可动摇，暗合朱棣强化君权、打压一切挑战（包括太子党“非议”）的意志；“穷则变”则蕴含着变革、甚至是对现有秩序（或政策）的调整诉求，这又容易被文官集团用来呼吁减轻民负、缓和政策。若一味歌功颂德，易流于谄媚；若过分强调“大人”之责，又可能触犯天威。
周廷玉心神凝聚，推衍之力将改土归流的实践与朝局纷扰瞬间连接。他提笔写道：“天尊地卑，礼也，天地之常经，所以立极也；穷变通久，权也，古今之通义，所以适时也。守经而行权，则位虽尊而能俯察幽隐（暗示皇帝应听取民意），制虽定而能曲成万物（暗示政策需灵活调整）。昔武王伐纣，革故鼎新，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变而通也，然其功成后制礼作乐，明尊卑，定分守，通而久也。故知‘定’为其体，稳社稷之基；‘变’为其用，应时势之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方是圣人演《易》之微旨，亦为人君南面之术。”
此答精妙绝伦！首先高扬“天尊地卑”的绝对性，扞卫君权神圣，让朱棣和勋贵无话可说。继而引入“权变”概念，将其解释为“适时”“应人”，为政策调整留下空间，且引用“武王革命”这一儒家公认的正义变革先例，使其无可指摘。最后归结于“体用一源”，强调稳定与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治国之道，既回应了文官集团希望变革苛政的诉求，又将其框定在维护绝对君权和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完全符合朱棣既想干事（北征、迁都）又想江山稳固的心理。他将一个可能引爆党争的陷阱题，答成了一篇阐述治国平衡术的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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