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七年正月朔日，北京城。
天色未明，寒星犹在，新都的空气却已鼓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燥热。自五更起，京畿诸卫兵马净街开道，卤簿仪仗自承天门迤逦排出，旌旗蔽日，斧钺生辉。新营建的紫禁城，朱甍碧瓦在晨曦中显出一种陌生的、咄咄逼人的辉煌，压过了金陵旧宫的温润记忆。卯时正刻，净鞭三响，声裂冻空，文武百官依新制班列，按品级鱼贯步入奉天殿。
丹陛之上，朱棣衮冕临轩，接受新年朝贺。山呼海啸的“万岁”声在新殿宇的穹顶下回荡，显得格外洪亮，也格外空洞。皇帝的目光扫过殿下匍匐的臣工，掠过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终落在御座之下空悬的、本属于太子的位置，眼底深处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快意，旋即被帝王的威严彻底覆盖。
翌日，辛卯，诏书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绍承大宝，抚驭寰宇……北京肇建，实为根本，自今伊始，正名京师，祗告天地宗庙社稷……”诏书用词古奥，意旨却如出鞘利刃，清晰无比：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留都仍设六部、都察院，然“事皆奏请北京裁处”。最关键处，在于最后一句：“命皇太子朱高炽仍居南京，总理留都机务，凡南京文武诸司政务，悉听太子裁决。”
“总理留都机务”，“悉听太子裁决”，字面权重，却都被“奏请北京裁处”五字牢牢锁住。太子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分，却也被圈定在江南一隅，远离了帝国真正的权力核心。这道诏书，与昨日的盛大典礼相辅相成，一礼一制，一显一隐，将迁都的政治格局敲打得严实实。
诏书抵达黔地毕节时，已是正月初十。年节的喜庆尚未完全消散，禄国公府内却因这纸诏书而气氛微凝。
周必贤在书房中将诏书副本递给刚完成三日庙见礼的周廷玉。炭盆噼啪作响，映照着父子二人沉静的面容。
“陛下此举，恩威难测。”周必贤声音低沉，“太子名位更尊，实则……唉。”他未尽之语，是对太子处境的忧虑，亦是对周家未来方向的审度。周家与东宫关联日深，此番格局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周廷玉仔细阅毕，沉吟片刻，道：“父亲，诏书虽限太子于南京，然‘总理留都机务’之权亦非虚设。江南财赋重地，天下漕运所系，若能梳理通畅，亦是固本培元之大功。陛下北狩，重心在北疆，南方需稳，太子殿下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顿了顿，指尖轻点“奏请北京裁处”几字，“关键在于这‘奏请’二字。如何奏，请何事，其中分寸，便是学问。于我周家而言，谨守臣节，稳据西南，疏通南北，方是立身之道。”
周必贤颔首，眼中露出赞许：“你看得透彻。如今你已成家，又履新职，不久便将返京。京中局势必然更加复杂，汉王咄咄逼人，陛下心思深沉，你要慎之又慎。”
“儿子明白。”周廷玉应道，“眼下，还需先了却俗礼。”
新婚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依礼，周廷玉需携两位新妇行回门之礼。此行亦暗含与两大姻亲势力深化联结的深意。
首站是夏家别院。院落清雅，一如夏元吉其人。周廷玉与夏雨柔一同前来，依礼拜见时，夏雨柔微微垂首，鬓边新簪的珍珠流苏随着动作轻颤，将侧脸映得愈发柔和。她指尖不自觉绞着腰间的玉佩绶带，眼波流转间带着新嫁娘的羞怯，脸颊泛起淡淡红晕，将那份初为人妇的幸福悄然晕染开来。夏元吉在书房接待了他们，神色凝重中难掩对女儿的关切。
“廷玉，”夏元吉开门见山，“迁都诏书，你已看过。太子留守南京，看似尊荣，实则如居火炉。汉王及其党羽，必不会甘休。你即将返京，身在詹事府，即为东宫属官，此中分寸，须得牢牢把握。”
周廷玉恭敬道：“岳父大人教诲的是。小婿以为，陛下令太子总理留都机务，亦有借重太子仁厚、稳定江南之意。如今北征频仍，营建不息，国用大半仰赖东南漕运。太子若能在此处做出政绩，使南方稳固，钱粮无缺，便是大功一件。”
夏元吉微微颔首，面色稍霁：“你能看到这一层，甚好。户部艰难，我最是清楚。北征、迁都、赏赐、藩贡，哪一样不是吞金的巨兽？陛下雄才大略，然亦须知民力有穷时。太子在南京，若能劝谏陛下稍敛兵锋，缓和新都工役，使百姓得以喘息，则天下幸甚。”他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着周廷玉，“然切记，此事只能潜移默化，因势利导，万不可强谏，更不可显出东宫结党、与北廷抗衡之迹。陛下……最忌此事。”
“小婿谨记。”周廷玉沉声道，心中暗忖：夏岳父此言，既是告诫，也是试探。方才雨柔垂首时鬓边颤动的流苏，与她偷偷掐我掌心的小动作，倒让这凝重的翁婿对话添了几分儿女情长。这位户部尚书虽与周家联姻，但其立场始终以国事为重，不偏不倚。自己日后在朝中，既要借重这层关系，亦需保持分寸，更要护好身边这朵娇柔却坚韧的江南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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