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纸刚透出蟹壳青，院子里那棵老桃树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杨平安将最后两本笔记塞进半旧的帆布书包，拉紧搭扣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他转身，手指探向床头那颗磨得光滑的铁钉——外衣就挂在那里，口袋微微鼓起。
他仔细摸了摸，硬纸板的边缘触感分明：录取通知书，还有厂里开的介绍信，都在。两样东西用油纸仔细包了一层，防着路上的潮气。
墙角的旧皮箱静静立着，棕色的皮革在经年累月中已显暗淡，边角处露出灰白的衬布纤维。
箱子不大，是他三年前去省城参加技术交流会时买的。
打开箱盖，最底下是油纸包裹——孙氏凌晨四点就起来烙的油饼，厚实，油已浸透了纸，透出温暖的金黄色泽。
上面整齐叠放着两身换洗衣裳：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口袖口都用米汤浆过，挺括；一套干净的深蓝布衣裤，是孙氏特意为他上学缝的。
衣裳之间，还夹着一小包晒干的槐花——孙氏说，省城的水硬，泡点槐花茶，清火。
院门“吱呀”一声推开时，声音在黎明的寂静中格外清晰，惊起了屋檐下一只早醒的麻雀。
杨冬梅已经等在门外了。她背着一个鼓囊囊的蓝布包袱，用的是家里最结实的那块粗布，包袱结打得又紧又牢。
左手提着一个藤编提篮，篮子里是母亲半夜起来装好的咸菜疙瘩、一小罐自家做的黄豆酱，还有几个煮鸡蛋——蛋壳上还带着灶膛的余温，摸上去暖手。
她看见弟弟出来，晨光在她清秀的脸上投下柔和的侧影。她轻轻点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都齐了？”
“齐了。”杨平安应了一声，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提篮。藤条编得密实，提手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
两人没有再多言语，转身朝着巷口走去。这个决定是昨晚就商量好的——父亲杨大河昨夜值夜班，此刻应该在局里休息；
四个孩子，安安、军军、怀安、星星，都还在梦乡。
若是等他们醒了，看见舅舅和小姨要出门，少不了一番拉扯哭闹，到时候哄好了再走，既耽误时间，又平添离愁。不如就这样，悄悄地走。
脚步声落在青石板上，发出轻微而有节奏的声响，在这沉睡的巷弄里，仿佛是唯一的生机。
谁家院里的大黄狗听见动静，警觉地低吠了两声，待分辨出是熟悉的气味，便又懒懒地趴了回去。
晨风带着露水的清冽和远处田野传来的、若有若无的草腥气，迎面拂来。
杨平安将提篮换到左手，右手稳稳提起皮箱——箱子不算重，但提久了，手掌虎口处仍会被坚硬的提手勒出深深的红印。
他们穿过几条安静的街巷，县汽车站就在不远的前方。
天色渐明，车站门口已有了三三两两的人影。
一辆墨绿色的公共汽车静静停靠在站牌下，车身上用白漆刷着“平县—省城”的字样，漆面有些斑驳，笔画却依然清晰可辨。
司机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脸庞黝黑，此刻正蹲在车头前，就着天光卷着烟叶。看见姐弟俩走近，他站起身，将卷好的烟别在耳后：“学生伢子？去省城报到？”
“嗯。”杨平安点头。
“上车吧，还得等两个去地区办事的同志。”司机拉开吱呀作响的车门。
车厢里已有了五六位乘客。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抱着公文包，头靠着车窗假寐；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孩子趴在母亲怀里，睡得小脸红扑扑的；
还有个穿着劳动布工装、肩上搭着帆布工具袋的青年，正望着窗外发呆，脚边放着一捆用麻绳捆扎的图纸。
杨平安和杨冬梅在车厢中后部找了个双人座坐下。皮箱塞进座位底下，提篮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透过它望出去，外面逐渐苏醒的世界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朦胧而安静。
引擎发出一阵沉闷的咳嗽般的轰鸣后，车子猛地一颤，缓缓驶离了车站。
杨平安下意识扶住了前座的铁质靠背。车子在尚显空旷的街道上颠簸前行，扬起一阵淡淡的尘土。
他转过头，透过模糊的车窗，望向红星机械厂所在的方向。那里还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晨雾之中，只有几个高大的烟囱和水塔的轮廓，如同沉默的巨人，隐约矗立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
车厢里渐渐有了低语声。那对年轻夫妇在小声商量到了省城先去亲戚家还是先找招待所；
戴眼镜的中年人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又小心地收好；穿工装的青年从工具袋里摸出半个冷馒头，就着军用水壶里的水，小口地吃着。
杨冬梅一直安静地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田野和村庄，手指无意识地缠绕着包袱的系带。
杨平安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感受着身下车轮持续不断的震动，和那种随着里程增加而愈发清晰的、与熟悉的一切逐渐剥离的微妙感觉。
这感觉并不强烈，却像一根极细的丝线，轻轻缠绕在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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