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莉等人领命而去后的办公室里，短暂的宁静很快被新的急报打破。就在李双林刚翻开一份关于全县第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时，秘书小周神色异常凝重地再次敲门进来，手里捧着那份贴着“特急”标签的文件夹时，指尖都有些发白。
“李县长，这是审计局王局长和财政局李局长亲自送来的紧急报告，”小周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汇报重大事件的紧绷感，“他们半小时前在清理刘国栋离任前最后一周签批文件时，发现了……发现了三份问题很大的合同。”
李双林从报告中抬起头，接过文件夹时敏锐地注意到小周额头沁出的细密汗珠——能让跟随自己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秘书都如此紧张，这份报告的分量可想而知。
他翻开文件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份合同的首页复印件，每份都盖着鲜红的县政府公章和刘国栋龙飞凤舞的签名。日期清一色都是刘国栋被带走前五到七天，恰恰卡在那段风声已紧、但正式调查尚未启动的微妙时间窗口。
第一份合同标题赫然是《清源县智慧交通综合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营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高达三点二亿元。李双林快速扫过中标单位——‘创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他立刻对陈晓吩咐：“查这家公司，现在就要。”
陈晓早已准备好，迅速在笔记本电脑上调出资料：“注册地在南方某省，成立时间一年零八个月，注册资本一千万，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等。但关键是，”他推了推眼镜，语气严肃，“这家公司在过去两年内没有任何公开的中标记录或大型项目实施经验。更奇怪的是，其法人代表是一个六十二岁的退休教师，而实际控制权通过三层股权嵌套，最终指向一个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我们调取了刘明的通讯记录和财务流水，发现他与那个离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叫‘吴先生’的境外人士——在合同签订前一周有过密集的通话和资金往来。”
“空壳公司，境外洗钱通道。”李双林冷冷地吐出这几个字，继续翻看合同条款。付款条件格外优厚——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项目进度达到百分之五十时再付百分之四十，这意味着项目刚过半，承建方就能拿到总价的百分之七十，近二点三亿元。而验收标准却写得模糊不清，“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符合行业一般标准”之类的措辞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第二份合同是《清源县城市主干道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金额八千万元。中标单位倒是一家本地企业——“绿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李双林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价格明细附表上。同样的树种规格、同样的施工面积，这份合同的单价比市场公允价高出近百分之六十。他指着其中一行问：“这种规格的银杏，市场价一棵大概多少？”
恰好列席的住建局副局长擦了擦汗，小心翼翼地回答：“按这个胸径和树高，加上运输和栽植，正常招标价应该在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但这份合同里……标的是两万四。”
“一倍差价。”李双林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平静之下是正在积聚的风暴。他继续往下看，合同中的养护条款更是堪称“奇葩”——甲方需按每年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五支付养护费，连续支付十年，且“无论苗木存活率如何，养护费用不予调整”。这意味着哪怕这些树死了一半，县政府还得每年支付一千二百万的养护费。
“这是把县政府当提款机了。”列席的纪委副书记忍不住低声说。
第三份合同最是蹊跷——《清源县夕阳红康养社区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涉及一宗面积达两百亩的土地开发和后续运营。合作方是“永安健康产业发展集团”，协议约定县政府以土地作价入股，占股百分之三十，合作方负责全部建设资金并占股百分之七十。问题在于，这份协议是在县国土局尚未完成土地征收补偿、规划许可证还在公示期的情况下签订的。更严重的是，协议中有一项附加条款：“为确保项目顺利启动，甲方同意在土地手续完备前，以借款形式向乙方提供三千万元前期启动资金，年利率百分之三，借款期限三年。”
“土地还没完全到手，就要先借三千万给他们？”财政局长李局的声音都变了调，“而且这钱已经拨付了！就在协议签订后第二天，刘县长特批，走的是‘重大民生项目应急周转金’的通道，绕开了正常的财政评审程序！”
李双林合上文件夹，办公室里陷入一片死寂。这三份合同，总金额超过四亿，如果算上那每年一千二百万的养护费和可能打水漂的三千万借款，潜在损失难以估量。这不是普通的决策失误，这是一套组合拳式的、精心设计的敛财陷阱。
“典型的‘火线签约’、‘钓鱼工程’。”李双林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影在晨光中拉得很长，“时间选得准，项目选得好，条款设得毒。智慧交通是热点，绿化提升是民生工程，康养社区是政策扶持方向——表面上看都是符合大政方针的好项目，谁也不能说他刘国栋决策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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