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笼罩在浓重的海雾与凛冽的寒风中,浪涛汹涌,拍打着海岸,发出沉闷的轰鸣。大连港,这座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战略要地,此时正处于一种微妙的氛围之中。表面上,它仍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维持着一种脆弱的“中立”与秩序;暗地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情报人员、走私商人、逃亡者穿梭其间,宛如一座巨大的、无声的角斗场。
港区边缘,一栋不起眼的、带有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里,窗帘紧闭。这里是“顺昌货栈”的后院厢房,也是楚云飞及其核心骨干隐匿了半月之久的临时栖身之所。屋内陈设简陋,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风、煤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气息。楚云飞穿着一身深灰色的棉布长衫,外面套着半旧的黑色马褂,打扮得像一个常见的往来于关内外的行庄商人,只是眉宇间那股历经沙场的锐利与沉稳,难以完全掩盖。孙大勇等七八人,也都换上了伙计、力工等各式装扮,默默地检查着随身携带的简易行囊和隐藏在衣物下的短枪。
“陈老板,”参谋长低声汇报,用的是约定的化名,“船已经安排妥了。是条跑天津卫的旧货轮‘海安号’,船长是咱们的老关系,靠得住。明天傍晚趁涨潮离港,混在出港的船队里,不容易惹眼。船上给我们备了一个货舱隔间,条件差些,但安全。”
楚云飞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墙上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最终落在天津的位置。“天津……到了天津,就算一只脚踩进关内了。” 他的声音平静。
选择从大连经海路到天津,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陆路,山海关早已被共军控制,华北“剿总”傅作义的防区也岌岌可危,关卡林立,盘查严密,风险极大。海路,虽然要穿越渤海湾,可能遇到共军海上巡逻队或风浪,但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港检查相对松散,且有熟悉航线的旧关系可以利用。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能最大程度避开各方视线,实现真正的“秘密”返回。
“家伙都藏好了?”楚云飞看向赵铁柱。
“放心,老板。”孙大勇拍了拍腰间,“贴身带着,家伙什儿(指手枪)都油布包好了,应急够用。其他笨重家伙都按您的意思,处理掉了。” 他们必须轻装简行,一切以隐蔽为第一要务。
楚云飞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望着外面灰蒙蒙的海天景色,港区船只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这半个多月的隐匿,并非完全平静。虽然凭借早年建立的关系和充足的经费,他们找到了这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但大连城内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中共地下党、苏军情报机关耳目众多,他们必须深居简出,时刻保持警惕。期间,参谋长通过隐秘渠道,零星了解到一些外界消息:东北全境解放,四野主力正厉兵秣马,准备入关;南京方面,关于他楚云飞“壮烈殉国”或“下落不明”的传闻甚嚣尘上,蒋介石似乎正在酝酿新的任命以稳定华北战局…… 这些信息碎片,拼凑出外界波诡云谲的形势,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必须尽快返回华东基本部队的决心。只有重新掌握兵权,他才能在这盘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中,拥有下一子的资格。
“这一路,不会太平。”楚云飞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位同伴的脸,语气凝重,“海上有关卡风浪,上了岸,更是龙潭虎穴。记住,我们现在是‘隆昌号’的伙计,从关外贩运皮货药材回天津。少说话,多看眼色。非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一切,以安全抵达为目的。”
“明白!”众人低声应道,眼神坚定。
第二天傍晚,海雾更浓。楚云飞一行人分散行动,如同水滴汇入人流,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停靠在三号码头的“海安号”货轮。这是一艘锈迹斑斑的老旧船只,散发着机油、鱼腥和汗水的混合气味。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堆满杂货的底舱隔间里,空间狭窄,空气污浊。但此刻,无人抱怨。
汽笛长鸣,货轮缓缓驶离码头,融入暮色与海雾之中。楚云飞站在逼仄的舷窗边,望着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迷雾中的大连港灯火,心中百感交集。东北,这片他征战数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也见证了无数无奈与抉择的黑土地,终于被抛在了身后。这里的工业血脉,大部分得以保全,这是他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功绩,却也是以一种“败军之将”、“神秘失踪”的方式达成。个中滋味,难以言说。
航行是漫长而煎熬的。货轮在波涛中起伏,轮机轰鸣不休。他们终日待在底舱,避免与船上其他水手过多接触,食物是干硬的烙饼和咸鱼,用水严格配给。期间,遇到过两次小规模的风浪,更有一次,远处出现了疑似巡逻艇的黑影,货轮立刻熄灯缓行,紧张气氛弥漫全船,幸而有惊无险地避开。楚云飞大部分时间都靠在小窗前,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灰暗的海水,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七天后,货轮终于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由于共军对天津的包围圈日益紧缩,港口检查异常严格。“海安号”在引水员的引导下,在港外锚地抛锚,等待检疫和检查。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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