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北平。
初夏的北平，绿树成荫，碧空如洗。战争的硝烟似乎已远在千里之外，但在这座古都的心脏——中南海勤政殿及周边几处重要场所，一场关乎中国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命运的宏大构思，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着。楚云飞作为新政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正式代表，全身心投入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工作——参与筹划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切。与会者阵容鼎盛，既有中共最高领袖，也有如各界民主人士翘楚。大家围坐在铺着绿色绒布的长桌前，桌上堆放着厚厚的文件、宪法草案初稿、各小组调研报告。空气中弥漫着墨水、茶叶和一种思想激烈碰撞所产生的特殊气息。
楚云飞坐在靠后的位置，身份特殊而显眼。而是一身深色中山装，神情专注，大部分时间在倾听，偶尔发言，言辞审慎而切中要害。他深知，自己在此，不仅代表个人，以及一种对旧时代的决裂和对新生的向往。
讨论的核心议题宏大而根本：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关于国体（国家性质）： 争论的焦点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与内涵。一位民主同盟的老先生扶了扶眼镜，语气温和却坚定：“……专政二字，是否过于严厉？新国家当广开言路，包容各方。”
周微笑着回应，语气清晰而有力：“任公（对老者尊称）所言极是。我们的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人民内部，则是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叫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
楚云飞凝神听着。他想起国民党统治下“训政”的虚伪和独裁，想起四大家族的贪腐，对此深有体会。他发言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我曾在旧营垒中，深知若无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所谓‘民主’终是镜花水月。新中国必须确保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防止旧势力复辟。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关于政体（政权组织形式）： 焦点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有人对“议行合一”表示疑虑，担心权力过于集中。”
楚云飞联想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派系林立、议而不决、效率低下的弊端，对此深以为然。他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坦言：“行军打仗，最忌令出多门，指挥不统一。建国如同治军，甚至更为复杂，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高效的执行体系。关键在于，这个‘核心’必须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受到有效监督。” 他的比喻，来自军事实践，让不少非行伍出身的代表也感到形象易懂。
关于国家结构： 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面对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当有人提出仿效苏联实行联邦制时，会场出现了激烈辩论。
楚云飞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军人本能，表达了谨慎的保留意见：“我国历史上，分裂则弱，统一则强。确保国家团结和领土完整，是建国的基石。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但国家结构形式的设计，首要应考虑如何有利于维护长久的统一和强盛，避免给分裂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默许和重视。
在这些高层建筑的讨论中，楚云飞并非主角，但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坦诚的态度和丰富的阅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不再仅仅从军事角度思考问题，而是开始学习从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国家的未来。他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有了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周的睿智、包容和务实作风，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让他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增添了信心。
一次会议间隙，在湖边散步时，周对楚云飞说：“云飞同志，你对军队国家化、国防现代化的思考，很有见地。旧军队的弊病，你亲身经历，感受最深。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需要你这样的内行来参与规划。”
楚云飞诚恳地回答：“周副主席，我只是一名军人，于政、建设是门外汉。唯有将过去一些教训和粗浅想法提出，供大家参考批判。真正艰巨的建国重任，还要依靠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
夜幕降临，楚云飞回到下榻的宾馆，常常在灯下阅读各种文件资料至深夜。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沉重的责任感。他正在参与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这远比他指挥过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复杂和宏伟。他仿佛看到，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中国，正在这反复的辩论、起草、修改中，逐渐清晰地勾勒出她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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