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未亮，鸡鸣三遍，东方的天际线还只是一抹灰蒙蒙的鱼肚白。
麦田里的小路被夜露打得湿滑，泥土的腥气混着草叶的清香，是这片土地独有的呼吸。
陈景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校服的白衬衫在晨光熹微中泛着旧光。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束精心挑选的狗尾巴草，昨晚他蹲在院墙角落，借着月光一根根挑拣出最饱满的，用一块湿布裹着根茎，生怕它们在天亮前就失了精神。
他身后，是初一（二）班全体同学，还有几个闻讯赶来的、已经升入高年级的师兄师姐，近百人的队伍，鸦雀无声。
每个孩子都低着头，手里捧着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看的花——有田埂上掐来的野菊，有自家院里偷摘的月季，还有用彩色纸扎的假花。
他们的脚步很轻，轻得像是怕惊扰了脚下正在沉睡的麦根。
陈景明的视野里，那条熟悉的、由无数词条构成的命运长河再次浮现。
冰冷的标签如幽灵般在他眼前闪烁：【被淘汰的文明】、【被牺牲的角落】、【正在消失的声音】。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刻刀，要将眼前这幅温情的画面，雕刻成一幅无可挽回的悲剧标本。
可当他忍不住回头，望向身后那条沉默行进的队伍时，奇迹发生了。
那些清晰锐利的标签，竟在孩子们稚嫩而肃穆的脸庞映衬下，开始微微晃动、模糊，最后如水汽般渐渐褪色。
仿佛有一股无形却坚韧的力量，从这沉默的队列中升腾而起，蛮横地抵消了那些早已被注定的“剧本”。
村道的尽头，一辆半旧的黑色桑塔纳和一辆皮卡车停在那里，像两只钢铁怪兽。
县教育局的孙主任靠在车门上，手腕上的表盘在晨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
他看了一眼时间，眉头紧锁，对身旁一个点头哈腰的随行人员低声说道：“搞这些形式主义，有什么用？”
话音未落，他便察觉到了什么，下意识地抬起头。
他看见了。
一条由孩子组成的、沉默的河流，正从那片无边无际的金色麦浪中穿行而来。
他们手中的野花五颜六色，像无数跳跃的火苗，在清晨的薄雾中汇聚成一道滚烫的洪流。
风从远方吹来，掠过沉甸甸的麦穗尖，掀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涛，金色的麦浪与孩子们胸前鲜红的领巾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他从未在任何工作报告里见过的、悲壮而瑰丽的画卷。
孙主任的嘴唇动了动，那句“胡闹”最终没有说出口。
他只是默默地站直了身体，将手里那份记录着刘老师“不合规”教学行为的文件夹，不着痕迹地收回了公文包里。
送别的仪式简单得近乎潦草。
刘老师就站在梁山小学那扇掉了漆的铁皮校门口，眼眶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他显然没料到学生们会用这种方式为他送行。
孩子们没有哭喊，也没有口号，只是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将手里的花，轻轻放在他脚边。
很快，那些带着泥土和露水的花，就在他脚下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坟茔。
陈景明是最后一个。
他走到老师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信笺，双手递了过去。
那上面是全班同学歪歪扭扭的签名，背面，是李娟用铅笔精心手绘的梁山堂全景，连那棵老槐树的疤痕都画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想您走。”陈景明的声音很轻，却在寂静的晨光里字字清晰。
刘老师伸出手，接过那张薄薄却重逾千斤的信纸，指尖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他想说些什么，想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想说“要听新老师的话”，可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最终，他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老槐树方向，传来一声苍老的咳嗽。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已经退休的老校长不知何时竟也来了。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拄着拐杖，独自立在田埂之上，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他远远地望着这一幕，浑浊的双眼看不出情绪，只是缓缓地抬起那只布满老年斑的右手，对着刘老师的方向，行了一个早已被时代淘汰的、旧式的教书先生的鞠躬礼。
午后，桑塔纳和皮卡扬起一阵尘土，终于驶离了村子。
地里干活的村民们陆续归家，路过村口晒谷场时，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不知是谁带的头，有人从家里搬出了小板凳，默默地坐在场边。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很快，整个晒谷场就坐满了人。
他们不说话，也不交谈，只是安静地坐着，目光投向村口那条通往外界的土路，仿佛在为某个远行的人守望。
那个曾因儿子王强辍学而当众指着刘老师鼻子骂的酒鬼周德海，也蹲在角落里。
他从怀里摸出一瓶最劣质的二锅头，拧开瓶盖，没有喝，而是走到晒谷场中央，将一整瓶清冽的白酒缓缓地倒进脚下的黄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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