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降临，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猛，也都要安静。
没有警笛呼啸，没有大批人马的进驻。
第三天清晨，只有两辆牌照普通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入街道，停在了街道办事处的门口。
几个穿着白衬衫、神情肃穆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径直上楼，亮出了印着国徽的证件。
区纪委联合调查组。
这八个字，像一道无形的惊雷，在整栋大楼的权力空气中炸开。
一个小时内，关于“阳光里”拆迁项目的所有文件被当场封存，相关负责人被带走谈话，整个项目被勒令全面冻结。
消息像长了脚的野草，瞬间蔓延到了城中村的每个角落。
租户们先是惊愕，继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
马三爷没有欢呼。
那天下午，他被叫去问了三个小时的话。
回来时，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佝偻的背影在夕阳下拖得更长。
他一言不发，走到自家门口，从门上摘下了那块刺眼的“腾退办”木牌，像丢弃一件沾满晦气的垃圾一样，远远扔进了巷口的垃圾桶。
又过了两天，陈景明合租屋的门被轻轻敲响。
门口站着马三爷，手里拎着两袋沉甸甸的东西，一袋米，一袋面。
他不敢看陈景明的眼睛，浑浊的目光落在自己磨得发白的布鞋上，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那……那个报告的事……别再写了……我都认。”
他的声音沙哑、干涩，带着一种彻底缴械投降后的疲惫。
陈景明看着他，也看着那两袋米面，沉默了片刻，没有伸手去接。
“马师傅，”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汪深潭，“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今晚七点，楼顶天台，我们开个住户大会，你也来吧。”
马三爷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错愕和不解。
“你不用道歉，也不用认罪，”陈景明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来，做个见证人——向所有人证明，这里不是什么危房，是我们的家。”
那一晚的天台，挤满了人。
没有桌椅，大家或站或坐，围成一圈。
王强拉来的那盏霓虹灯管在中央散发着柔和的红光，映着每一张或期待、或忐忑的脸。
陈景明把马三爷请到了圈子中央。
老人捏着衣角，手抖得厉害。
他环顾四周，看到了三楼的王大爷，五楼抱着孩子的李嫂，还有许多他曾冷眼相待的面孔。
那些目光里没有憎恨，只有等待。
“那份……那份危房认定报告……是假的。”马三爷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血丝，“是……是那家叫‘宏远’的拆迁外包公司搞的鬼。他们买通了鉴定机构的人，把楼体结构的小毛病，写成了‘随时可能坍塌’。他们跟上头报的是一个虚高的面积，想用这栋楼当幌子，多骗一笔拆迁补偿款……我……我都知道。”
说完这番话，他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踉跄着后退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人出声指责。
长久的寂静后，不知是谁第一个带头鼓起了掌，接着，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最终连成一片。
趁着这股凝聚起来的人气，陈景明拿出了他联合远在北京的李娟，连夜赶制出的方案——一份名为《“阳光里”安居公约》的草案。
“驱赶我们的人走了，但问题还在。”陈景明高声说，“我们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来救，从今天起，我们自己管自己！”
公约内容简单而直接：所有住户自愿联署，共同推选出五名代表组成“住户自治委员会”；共同商议并设定租金上限，抵制恶意涨租；每户每月缴纳十元钱，成立公共维修基金；王强的施工队负责技术支持，所有账目通过一个二维码，接入“原件计划”的后台系统，任何人随时可以扫码查看，收支透明。
“我同意！”一个平日里最爱抱怨的租客第一个举起了手。
“算我一个！”
“这个办法好！”
提议一出，应者云集。
王强更是当场拍着胸脯，带着两个工友，自告奋勇成了第一届“义务维修队”。
他们不仅连夜检修了整栋楼老化的电路，加固了几处松动的楼梯扶手，还利用工地上捡来的废弃钢材和防水布，在楼下那片唯一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带着雨棚的小广场。
一度死寂的巷子，重新活了过来。
第二天，就有人把自家腌的酸菜送到了王强的维修队；傍晚，几个大妈自发拿着扫帚，把楼道和新搭的小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空气中，再次飘散起久违的、混杂着饭菜香和人声的烟火气。
小芳也没有闲着。
她拿着那份详尽的住户名单，成功说服了自己实习的社区医院，将“阳光里”作为首个“流动健康驿站”的试点。
一张手写的义诊通知被贴在了楼下最显眼的公告栏上。
通知末尾，小芳特意用红笔加了一句：“每周三下午，风雨无阻。血压高了有人管，心里闷了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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