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硬盘握在掌心,像一块从城市心脏摘下的金属结石。
耳边亡师的低语尚未散尽,眼前复活的屏幕绿光幽幽,陈景明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却又迅速被一种滚烫的使命感所取代。
他不是闯入了一座坟墓,而是站在了一座军火库的入口。
他没有犹豫,立刻通过一个预设的加密频道,发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指令。
半小时后,桥洞“记忆窖藏”里,微弱的烛火驱散了些许阴冷。
除了陈景明,还多了三道身影。
阿哲,那个永远把自己藏在兜帽里的前技术员,正用一台改装过的掌上电脑飞快地敲击着,屏幕上的代码流像绿色的瀑布;卖报纸的老孙,此刻脸上没有了街头的风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人特有的凝重,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的册子;最后一位,是那个一直守护着此地的拾荒老人,他沉默地坐在一堆旧病历旁,像一尊守护秘密的石像。
“‘行迹通’的后台日志、城市监控的‘情绪盲点’数据、还有我老师留下的‘播种者资料馆’备份,都在这个硬盘里。”陈景明将那枚移动硬盘放在一个干净的铁盒上,声音在空旷的桥洞里显得格外清晰,“但这些是死的。我们需要活的证据。”
他看向众人,目光如炬:“我提议,建立‘沉默者档案库’。把我们每个人的通勤日志、体检报告、加班记录、心理测评结果……所有能证明我们如何活着的私人凭证,全部数字化,匿名归档。”他顿了顿,补充道,“每一份档案,都要附上一段共感录音——作为‘情绪证据’。”
阿哲头也不抬,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造型奇特的U盘,接口处被他用胶带和铜丝缠绕得面目全非。
“幽灵U盘,我管它叫‘钥匙’。”他沙哑地说,“我能用它绕过‘行迹通’的夜间维护防火墙,把这些碎片化的数据,伪装成系统垃圾,上传到市政云的备用节点上。他们永远查不到,只会以为是冗余数据。”
老孙则缓缓翻开了他那本手写的名录,烛火下,那一行行娟秀又沉重的字迹仿佛有了生命。
“从我开始记录地铁站台的涂鸦诗起,这三十年,有四百二十一人,曾在这里留下过类似遗书的草稿。”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没敢扔,每一份都抄录了下来,连同他们丢下的车票存根。”
三个男人相视无言。
拾荒老人默默地从角落里拖出一个麻袋,倒出一堆锈迹斑斑的钥匙和工牌。
沉默,在此刻胜过千言万语。
烛火摇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射在堆积如山的“城市垃圾”上,仿佛在为这些被遗忘的记忆守灵。
与此同时,李娟正坐在妇联下属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室里,将一份《关于开展“城市居民心理健康与家庭压力”普查的专项经费申请》递交到主任桌上。
理由冠冕堂皇,数据详实有力,正是她从陈景明那里拿到的《反向情绪指数预测报告》的“官方解读版”。
经费很快批了下来,但李娟一分钱都没用在问卷调查上,而是用它租下了市教育局的大礼堂,筹备一场史无前例的“沉默者听证日”。
她从那晚暴增的“家庭紧急缓冲基金”申请者中,挑选了七位最典型的代表。
在社区活动室里,她为他们进行着最后的“排练”。
有一个因长期超时通勤、在地铁上流产的年轻母亲;有一个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偷偷抵押了河南老家宅基地的父亲;还有一个连续三年,每个深夜都会梦到母亲在麦地里呼唤他乳名的程序员。
“不要背稿子,”李娟对他们说,“就说你们自己的故事。记住,你们不是在控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身后,是那幅用无数标签截图拼成的“都市伤痕地图”,被她用投影仪打在了墙上,触目惊心。
教育局的副局长闻讯,私下里把李娟叫到一边,压低声音劝阻:“小李,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这个形式……是不是太尖锐了?影响不好。”
李娟看着这位鬓角斑白的领导,平静地只回了一句:“王局,您女儿上周在家长会上问您,为什么同学都说她爸爸很厉害,可她觉得您很穷。您回答她了吗?”
副局长瞬间语塞,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听证会当天下午,一支奇特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市中心。
领头的是王强的半旧皮卡,后面跟着几辆农用三轮车和十几辆电动车,车上坐满了从各个社区接过来的参会家庭。
每辆车的车头,都挂着一块白布红字的横幅,上面写着同一句话:“别关灯,影子还在走路。”
在一个路口,车队被交警拦下。
年轻的交警皱着眉:“证件拿出来!这算非法营运,知道吗?”
王强跳下车,没拿证件,而是先递过去一支烟,满脸是笑:“警察同志,辛苦。我们这拉的不是人,是城里没人要的声音。您说,这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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