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中旬，桌上，厚厚一沓五十余万字的《白鹿原》手稿终于誊写完毕，整齐地码放在那里，如同一块刚刚开凿出的、带着泥土腥气与历史体温的巨碑。
许愿放下最后一页稿纸，手指因长时间握笔而微微僵硬、发酸。这部作品，耗费的心力远超之前的任何一部。它太厚重，太磅礴，也太“不合时宜”——那些关于宗法、情欲、革命与宿命的赤裸书写，那些对人性幽微深处毫不留情的挖掘，注定会引来风暴。
几天后，许愿他亲自从上海抱着这摞沉甸甸的手稿，再次走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栋熟悉的大楼。责任编辑叶冰如的办公室，似乎永远弥漫着油墨与旧纸张混合的气息，只是窗台上的那盆文竹，比几年前更加茂盛了些。
“叶老师。”许愿将手稿轻轻放在她堆满稿件和校样的办公桌上。
叶冰如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那副似乎更显厚重的黑框眼镜。她没有立刻去翻看稿子，目光却先落在了许愿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了然的凝重。“《白鹿原》？好大的名字。”她声音平静，却仿佛已经预见了稿纸下潜藏的惊涛骇浪。
“嗯，写完了。”许愿的声音同样平静，只是眼神深处有着交付重负后的释然，以及一丝等待审判的坦然。
叶冰如没再多问，只点了点头，用指关节在厚厚的稿纸上轻轻敲了两下：“放这儿吧。我得好好看看。”
这一“看”，便是长达一周时间，期间，许愿并未收到任何消息，但他知道，这沉默本身就是一场无声的风暴。他能想象叶冰如如何在灯下逐字审读，如何面对稿中那些挑战禁忌的描写而眉头紧锁，又如何为了这部作品的命运，在编辑部内部、在更高层面的审稿会议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非议。关于《白鹿原》部分内容的争议和“尺度”问题，如同潜流，已在京城的文学圈小范围地暗涌起来。
终于，在月底前一个阴冷的下午，出版社的电话打到了许愿家。是叶冰如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却透着一股尘埃落定后的决绝与轻松：“小许，来社里一趟吧。稿子，过了。”
没有多余的话，但这简短的五个字，却重如千钧。当许愿再次坐在叶冰如对面时，发现这位素来以干练着称的老编辑，眼袋深重，鬓角似乎又添了几丝白发。
“不容易啊。”叶冰如将一份盖着红章的出版合同推到许愿面前，声音低沉，“争议很大，非常大。有些同志认为部分描写过于大胆，对革命历史的某些侧面把握不够‘正确’……争论很激烈。”她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许愿，“但文学，终究不是图解政策的说明书。这部《白鹿原》，有它的魂魄，有它的重量，有它对这片土地和人性最深沉、最真实的叩问。作为编辑，我认为它有出版的价值，甚至是必须出版的价值。我担了责任，签了字。”
许愿心头一震，看着叶冰如疲惫却异常坚定的眼神，喉头有些发紧：“叶老师，谢谢您……”
“不用谢我。”叶冰如摆摆手，神情缓和下来，甚至露出一丝罕见的、带着胜利意味的笑意，“谢你自己写出了它。社里决定，首印十万册。” 她又推过来一张财务单据和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这是基本稿酬和预付的印数稿费，一共一万零八百，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
1985年11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饭店庄重举行。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从众多优秀长篇力作中脱颖而出的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当颁奖嘉宾清晰地念出“获奖作品：《活着》；作者：许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这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许愿，已非当年初获茅奖时那个带着些青涩与局促的青年。他穿着合体的深色中山装，身姿挺拔，面容沉静，眼神中多了几分阅尽世事的深邃与从容。他缓步走上主席台，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手中接过那尊象征着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奖杯——青铜铸就，造型古朴庄重，带着历史的厚重感。同时接过的，还有一个同样沉甸甸的、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字样的白色信封——里面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奖金，人民币三千元整。
“感谢评委们的厚爱，感谢中国作协。”许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清晰而平稳地回荡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活着》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故事。它试图探讨的，是生命在苦难面前的韧性，是人性在绝境中闪烁的微光。能获得这份殊荣，是对这部作品所传递的、关于生命最朴素也最坚韧力量的认可。”他没有过多谈及创作技巧或宏大意义，而是将落脚点放在了“生命”本身，这简短而有力的感言，再次赢得了全场的掌声。叶冰如坐在台下，看着台上沉稳自信的许愿，镜片后的眼睛里充满了欣慰与骄傲。
茅盾文学奖的荣耀并非终点。颁奖典礼后不久，北京作家协会特别为连续两届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许愿举行了表彰会。作协党组书记亲自出席，高度赞扬许愿“扎根人民、深植时代”的创作精神，以及其作品所体现出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表彰会上，作协领导郑重地将一个崭新的、印有国徽图案的牛皮纸信封交到许愿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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