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户，在棚户区更边缘的一个窝棚里。
还没走近，就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仿佛野兽垂死般的呻吟和老人绝望的啜泣。
窝棚是用废旧木板、油毡和塑料布胡乱搭成的，低矮得几乎要贴着地面。
祁同伟弯腰走进去，里面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
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骨瘦如柴，躺在用砖头和门板搭成的“床”上，身上盖着脏污不堪的薄被。
他的左腿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裸露的小腿部分已经发黑溃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
伤口显然未经任何正规处理，只用些破布草草包裹，脓血渗透出来。
床边，一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几十岁的老夫妻，正跪在地上，一个不停地用湿毛巾给儿子擦额头的虚汗，另一个则捂着脸，肩膀剧烈耸动，发出压抑的呜咽。
看到有人进来，老夫妻茫然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和绝望。
“这是……”祁同伟强忍着胃部的不适，沉声问。
“我儿子……我苦命的儿啊……”
老妇人仿佛找到了宣泄口，猛地扑过来，却不敢碰祁同伟，只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额头撞在泥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领导……青天大老爷……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他快不行了！求求您了！”
老头子也挣扎着爬起来，老泪纵横：
“他在工地上摔的……从三层楼高的架子上掉下来……黑心的老板跑了，一分钱都没赔啊！
我们借遍了亲戚，送他去小诊所看了两次，没钱了，就只能抬回来……伤口一天天烂，人一天天烧……我们没办法了啊！
真的没办法了啊！”说着，也要跪下磕头。
杜司安和工作人员连忙上前搀扶。
祁同伟蹲下身，仔细查看了一下年轻人的伤势和状态，眉头紧锁成了“川”字。
他知道，这伤势，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又感染恶化至此，即便现在送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工地出的事？老板叫什么？”祁同伟的声音冷得像冰。
老夫妻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儿子的名字、出事工地的大概位置和那个早已不知所踪的包工头的绰号。
祁同伟一一记下，然后对杜司安斩钉截铁地道：
“立刻联系市一医院，派最好的救护车，用最快的速度把人接走！
开通绿色通道，不计代价，全力抢救！费用问题，市里先垫付！
另外，马上让公安局立案，追查那个跑路的包工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查他的社会关系，查资金流向，一查到底！”
“是！”杜司安立刻拿出手机走到一旁紧急安排。
老夫妻听到这番话，如同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哭得更凶了，但那是夹杂着希望和感激的痛哭。
他们还想磕头，被祁同伟用力扶住。
“老人家，别这样，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你们受苦了。”他的声音有些艰涩。
离开那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窝棚时，祁同伟的脚步异常沉重。
那对老夫妻绝望的眼神和年轻人溃烂的伤口，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脑海里。
第三户，是一间位于棚户区最偏僻角落、几乎半塌的土坯房。
房门虚掩，里面没有灯光。
祁同伟推门进去，借着门外透进的微光，看到屋里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床”，上面蜷缩着一个瘦小干枯的身影，盖着一床破得像渔网似的棉絮。
听到动静，那身影微微动了动，露出一张布满皱纹、如同风干橘子皮般的脸。
那是一位老妇人，眼睛浑浊无神，呆呆地望着门口，没有任何反应，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泥塑。
“大娘，我们是市里来的，来看看您。”杜司安上前，温和地说。
老妇人眼珠缓慢地转动了一下，看了看他们，嘴唇嚅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又把头转了回去，继续望着黑漆漆的屋顶。
邻居闻声赶来，一个同样衣着破旧的大妈，叹着气告诉祁同伟：
这是原来轻机械厂的退休女工，姓王。
老伴早逝，有两儿一女。
下岗潮后，儿子女儿都嫌厂里发的几十块生活费太少，也嫌老母亲“没本事”、“拖累”，先后离家去了南方打工，开始还寄点钱回来，后来就渐渐没了音讯。
老人原来有点退休金，后来厂子彻底没了，那点钱也断了。
居委会偶尔送点米面，邻居看她可怜，也时常接济一口吃的。
她就这么活着，像屋里那盏早就坏了的煤油灯，慢慢熬干最后一滴油。
祁同伟站在那间冰冷、空洞、弥漫着衰败死亡气息的屋子里，久久无言。
他看着老人那空洞的眼神，那是一种连绝望都已被消耗殆尽，只剩下生命本能微弱喘息的状态。
被子女抛弃，被社会遗忘，像一块无声的旧抹布，被随意丢弃在最肮脏的角落。
他示意工作人员留下一些钱和食物，又低声叮嘱杜司安，立刻协调民政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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