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侯亮平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将这四个月真实经历的那些苦难，细致入微、声情并茂地描绘出来，
只是将原因归结于“赃款被冻结、走投无路”，而非“赃款被祁同伟设计截留、自己贪心落空”。
他讲述自己如何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在旧金山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阴影里挣扎求存：
“我刚上岸那会儿，还有点侥幸，觉得天无绝人之路。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没有身份，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幽灵，是法律保护之外的透明人。我去找工，人家一看我没有工卡，没有社安号，连问都懒得问，直接挥手让我‘滚开’。”
“我住过最便宜的、按周付钱的汽车旅馆，一个房间挤七八个人，汗味、脚臭味、劣质香烟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半夜经常被隔壁的吸毒鬼或者妓女嫖客的吵闹声惊醒。
后来连每周几十美元都付不起了，就只能流落街头。”
“我睡过联合广场附近那些长椅，用捡来的硬纸板盖在身上御寒，但旧金山夜晚的海风又冷又湿，根本睡不着。
还要时刻提防巡警的驱赶和其他流浪汉的抢夺。
有一次，我太累了，在一个地铁站入口的角落里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仅有的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破背包被人偷走了，连我藏在袜子里的最后二十美元零钱也没了。”
“为了活下去，我只能去打最黑最累的工。
我去过奥克兰那边一个华人开的无证装修队，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爬高爬低，粉刷、搬砖、清理建筑垃圾，工头是个心狠手辣的福建人，动不动就骂我们是‘猪猡’，工钱压得很低，还经常找各种理由克扣。
干完一个活，能不能拿到钱，全看工头‘心情’。有一次我从梯子上摔下来，扭伤了脚，工头不但不给治，还说我耽误了工期，一分钱工资都没结就把我赶走了。”
“我还去过南旧金山一个工业区里的地下成衣厂。
那地方隐藏在仓库区深处，没有窗户，空气污浊，密密麻麻摆着上百台老式缝纫机。女工居多，也有少数像我一样的男人。
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中午只有十五分钟啃个冷三明治。
工头拿着皮尺在过道里巡视，谁的动作稍慢一点，尺子就抽过来了。
我的手指被机针扎穿过好几次，鲜血直流，管工只是扔过来一块脏兮兮的布让我自己包一下，还说‘别把血弄到衣服上，扣你工钱’。
一个月下来，拿到手的钱，除去工头介绍的、贵得离谱的集体宿舍租金和每天提供的、像猪食一样的工作餐费，所剩无几，刚刚够买点最廉价的日用品。”
“生病是最可怕的。
有一次我连续高烧三天，躺在那个蟑螂横行的集体宿舍上铺，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冷得直打哆嗦，又热得满头虚汗。
同屋的人要么冷漠地不管，要么怕被传染躲得远远的。我想去医院，可我知道，没有保险，去一趟急诊室，可能就是我根本负担不起的天文数字。
我只能硬扛，靠喝自来水，心里一遍遍祈祷自己别死。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条野狗，死了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侯亮平的讲述，充满了细节，情感真挚，将大漂亮底层非法移民的悲惨境遇刻画得淋漓尽致。
他描述的，正是社会学研究中所谓的“大漂亮斩杀线”下的真实图景——一个对于没有合法身份、缺乏技能和资本的社会底层而言，极度艰难、上升通道几乎被封死、随时可能坠入更深渊的生存状态。
钟小艾听得泪流满面，心痛得无法呼吸。她无法想象，自己深爱的、曾经那么骄傲优秀的男人，竟然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遭受了如此非人的磨难。
她伸出手，紧紧握住侯亮平放在桌上那双布满老茧、伤口和污渍的手，泣不成声：
“亮平……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要是我早知道，我拼了命也会来找你！你受苦了……真的受苦了……”
她再也顾不得侯亮平身上的气味，起身坐到他身边，再次将他紧紧搂在怀里，仿佛要用自己的体温驱散他这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寒意和恐惧。
这一次，她没有再推开，只是将脸埋在他油腻的头发里，任由泪水肆意流淌。
侯亮平感受着钟小艾温暖的怀抱和毫无保留的心疼，心中既有一丝得逞的轻松，也涌起一阵真实的、复杂的酸楚。
这四个月的苦难是真的，他的悔恨和恐惧也是真的。此刻，能有这样一个真心爱他、不计较他落魄的女人在身边，确实是他黑暗中唯一的光亮。
他反手抱住钟小艾，也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里，有表演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这几个月积压的恐惧、委屈和对这一刻温存的不敢置信。
两人就这样在餐厅的卡座里相拥而泣，仿佛要将这四个月的分离与苦难都哭尽。
良久，情绪才渐渐平复。钟小艾松开侯亮平，用手帕仔细地帮他擦拭脸上的泪痕和污渍，眼中满是疼惜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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