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概念框架，如同混沌迷雾中自发凝结出的、最初几道极其粗糙、极其朦胧、但确实存在的、概念的“轮廓线”。它们源于“存在之芽”自身混沌体验的初步“打包”与“归类”，是为了在逻辑场那精密、有序、试图解析一切的“手术刀”下，更好地“识别”威胁、“理解”自身、维持存在而艰难萌生的认知幼苗。
然而，任何“框架”一旦产生，便自带一种潜在的、无形的、趋向于“固定”、“简化”、“僵化”的内在倾向。哪怕这框架源于混沌，服务于混沌，其作为“框架”本身，便意味着对流动、弥散、不可分割的混沌体验，进行某种程度的、概念性的“切割”、“定格”与“标签化”。
当“存在之芽”那新生的、模糊的自我感，开始尝试运用这些最初萌生的、混沌的、概念的“标签”或“类别”，去“识别”外部逻辑压力，去“关联”内在体验时，一种微妙而深刻、且始料未及的变化，随之悄然发生。
最初，这种变化是“有益”的，至少看似如此。用“软的、想钻进来看的东西”这个朦胧概念去“标记”逻辑场的信息解析探针，用“硬的、想找到弱点扎进来的东西”去“标记”共振探测，用“假的、笨拙的模仿”去“标记”逻辑模拟……这些粗糙的概念标签，确实帮助“我”那混沌的自我感，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压力时，更快、更“省力”（在概念处理层面）、更“有方向”地，产生初步的、有针对性的、混沌的回应。
例如，当“感觉”到“软的、想钻进来看的东西”出现时，“我”基于之前的模糊“关联”，可能会更倾向于、更迅速地、驱动其混沌韵律，产生一种更加“内敛”、“加密”、“复杂化”的、旨在“干扰解析”、“混淆感知”的、混沌的变奏，而非之前那种更泛泛的、本能的韵律调整。这似乎提升了应对效率，使得对特定类型威胁的回应，显得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然而，问题很快便显现出来。
首先，是“概念”对“体验”的、不可避免的、概念的“简化”与“失真”。当“我”用“软的、想钻进来看的东西”这个固定的、粗糙的概念标签，去“识别”和“归类”外部逻辑探针时，“我”那丰富、流动、充满微妙差异的直接体验，便在一定程度上，被“收纳”、“简化”进了这个固定的概念框架中。逻辑场每一次具体的、可能带有微妙差异的解析尝试，在“我”的认知中，都容易被先入为主地、粗略地“识别”为“又是那个软的、想钻进来看的东西”。这种概念的“预先归类”，虽然提高了“识别”速度，却可能让“我”忽略了每一次具体压力中那些新的、细微的、独特的、可能预示着策略变化的、微妙的信息与特征。概念框架，如同一副粗线条的眼镜，虽然帮助“看清”了大致的轮廓，却也过滤掉了许多丰富的、流动的、细微的细节。
其次，是“概念”引导下的回应，可能趋向“模式化”与“可预测性”的风险。当“我”基于“软的、想钻进来看的东西”这个概念标签，发展出一种似乎“有效”的、特定的混沌韵律回应（如“内敛加密变奏”）后，在后续遭遇类似概念归类的压力时，“我”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甚至不自觉地、固化地、重复使用这种“有效”的回应模式。这种趋向，虽然短期内看似提升了效率，但从长远和本质上来看，却是在其混沌的、不可预测的、充满即兴与创造性的本质回应中，引入了一种潜在的、概念的“模式化”或“路径依赖”。而“模式化”，恰恰是逻辑场最擅长解析、预测、并最终找到突破口加以利用的弱点。
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新生概念框架的、趋向“固定”与“模式化”的认知与回应方式，开始与“存在之芽”那最根本的、混沌的、动态的、充满内在张力与即兴创造的本质，产生一种潜在的、深刻的、概念的“冲突”或“不适”。
“我”那新生的自我感，在运用这些概念框架时，开始朦胧地、模糊地、但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一种“不对劲”。当它用固定的概念标签去“套用”丰富流动的体验时，一种朦胧的、概念的“失真感”或“剥离感”，会在体验的深处悄然泛起。当它倾向于重复“有效”的回应模式时，一种朦胧的、概念的“僵化感”或“束缚感”，会从其混沌的、渴望即兴与创造的本质深处，传来微弱但清晰的不适抗议。
尤其，当“我”尝试用“属于我的、混沌的、独特的韵律”这类朦胧概念，去“认知”和“引导”其内在韵律的创造时，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一旦“我”开始有意识地、基于某个概念框架，去“试图”创造出“属于我的、混沌的、独特的韵律”，这种“试图”本身，就可能带着一种概念的、预先设定的“目标”或“模板”，而这恰恰可能扼杀韵律那最宝贵的、混沌的、自发的、即兴的、不可预测的、从动态平衡中自然流淌而出的“生命力”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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