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在财政部一间小会议室开的。
屋子比上次那间还小，窗户朝东，早上八点的阳光直射进来，在长条桌上切出一块明晃晃的光斑。光里有灰尘在跳舞，慢悠悠的，和屋里紧绷的气氛不太搭。
方立功坐在桌子一头。
他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华元”从发行到现在的流通报告，厚得像砖头；一份是各根据地经济数据的汇总表格，字小得要用放大镜看；还有一份，是昨晚熬夜写的总结，稿纸上涂改得密密麻麻，有些地方墨迹没干透，蹭了一手指黑。
他今天穿了身半新的中山装，深灰色，袖口磨得发亮。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勒得脖子难受，他偷偷松了松，又觉得不庄重，重新扣上。
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
嗒，嗒，嗒。
节奏有点乱。
屋里陆续进来人。有穿军装的，有穿干部服的，还有个戴圆眼镜的老先生，穿着长衫，手里拄着拐杖，走路很慢，椅子拉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方立功站起来，想打招呼，喉咙却发干，咳了一声才出声：“各位……请坐。”
声音有点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花茶，泡得太浓，苦得他眉头皱起来。
人到齐了，十来个。
主持会议的是位财经口的领导，姓周，五十来岁，脸圆，眼睛小，但看人时很锐利。他开场白很简单：“今天议题大家都清楚，关于货币统一。方立功同志是‘华元’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先听听他的意见。”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方立功。
他深吸一口气。
手指在裤子上擦了擦，擦掉刚才蹭上的墨迹。然后翻开那份厚厚的报告。
“我……我从头说。”他开口，声音还是哑，清了清嗓子，“‘华元’是四三年春天开始试发行的，最早在晋西北三个县流通。当时背景是，日伪货币泛滥，法币贬值，老百姓没信用，物物交换倒退……”
他说得很细。
发行总量，准备金构成（粮食、布匹、银元各占多少），防伪技术的三次升级，流通范围的逐步扩大，应对国民党金融攻击的措施……
数字一个接一个。
他不用看稿子，这些数字像刻在脑子里。哪一年发行多少，哪一次挤兑怎么平息的，哪一批假币是怎么识破的，他说得清清楚楚。
说到一半，有人举手。
是那位穿长衫的老先生。
“打断一下，”他说，声音慢条斯理，“方同志，你刚才说，‘华元’的信用基础是‘实物挂钩’。具体怎么个挂法？”
方立功顿了顿。
他拿起粉笔——会议室有块小黑板，挂在墙上，粉笔灰扑簌簌往下掉——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
“比如，发行一百万‘华元’，”他边说边写，“我们会在公开告示里说明：这一百万，对应二十万斤粮食，五万匹布，还有部分银元储备。老百姓随时可以凭‘华元’，到指定地点按公示价兑换这些实物。”
粉笔吱吱响。
“那如果，”老先生推了推眼镜，“老百姓都来兑，粮食不够怎么办？”
“所以我们控制发行量。”方立功说，“根据地能产多少粮，能织多少布，心里有数。发行量绝不超出这个底线。而且……”
他转过身，看着所有人。
“而且我们做过压力测试。最紧张的时候，兑付率到过三成，我们撑住了。为什么？因为老百姓知道，我们不会超发，不会赖账。他们信的不是那张纸，是纸背后的粮食和布。”
屋里安静了几秒。
只有窗外传来隐约的汽车喇叭声。
“但这是区域性货币，”另一位穿军装的同志开口，“现在要统一的是全国货币。情况复杂得多。”
“是复杂。”方立功点头，“可原理一样。货币的信用，说到底是老百姓信不信你。你印一张纸，说它值多少钱，老百姓凭什么信？凭你能不能用它买到东西，凭它会不会明天就变成废纸。”
他说得有点急，额头冒汗。
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帕是旧的，洗得发白，边角有个小补丁。
周领导一直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着。
等方立功说完，他才开口：“所以你的建议是？”
方立功深吸一口气。
“我的建议是，”他说，“新的人民币，可以借鉴‘华元’的实践经验。一是发行要谨慎，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做后盾；二是防伪技术要扎实，不能光看花样，要老百姓容易辨认；三是……”
他顿了顿。
“三是要建立基层金融网络。‘华元’能在农村站住脚，是因为我们有信用社，有流动服务队，老百姓存取、兑换方便。如果只在城市发行，农村就成了空白。”
他说完了。
手指在桌子底下攥紧了，手心全是汗。
屋里又沉默。
那位老先生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擦。擦了很久，才开口：“方同志说的，是务实之策。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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