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烟味，浓得能切块。
楚风推门进去时，差点被那股味道顶出来。混合着劣质烟草的辛辣、茶叶泡过头的苦涩，还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散发出的、微酸的汗味。窗户紧闭着，深绿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顶几盏白炽灯亮着，光线惨白，照在每个人脸上，照出一片凝重。
长条桌旁坐满了人。
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有的在低头看文件，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就坐着，盯着面前的茶杯发呆。茶杯是白瓷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大多已经空了，杯底积着褐色的茶垢。
楚风找到自己的位置——靠墙的一排椅子，是列席人员坐的。他坐下，把随身带的文件夹放在膝上。文件夹是牛皮纸的，边角磨毛了，里面是他连夜整理的数据和图表。
他看了眼主桌。
几位主要领导还没到。桌上铺着墨绿色的呢绒桌布，摆着几个烟灰缸，已经满了，烟头堆得像小山。旁边散落着铅笔，有的削得很尖，有的咬得满是牙印。
“楚部长也来了？”
旁边有人小声打招呼。楚风转头，是工业部的老王，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
“嗯。”楚风点头，“王部长。”
“唉。”老王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会是真难开。开了三天了，吵了三天，还没个定论。”
“今天能定吗？”
“谁知道。”老王重新戴上眼镜，“我看悬。一边说要打，一边说不打，各有各的道理，谁都说服不了谁。”
正说着，门开了。
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
几位领导走进来，在最前面的位置坐下。没人说话，只有椅子挪动的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还有压抑的咳嗽声。
会议开始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军方代表，一位老将军，姓陈，脸上有刀疤，从左眉骨斜到嘴角。他站起来，没拿稿子，声音洪亮，像在战场上训话。
“我的意见很简单：打！”
他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咚，像敲鼓。
“美国人的飞机都炸到鸭绿江边了！炸弹落在咱们国土上，炸死炸伤咱们的边民！这叫什么？这叫侵略！赤裸裸的侵略！”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干的，先炸东北，再炸华北，最后想炸全中国！咱们能退吗？退了，就是第二个满洲国！退了，就是亡国灭种！”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所以必须打！而且要快打，狠打！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让全世界知道，新中国不是旧中国，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软柿子！”
掌声响起。
稀稀拉拉的，但很用力。几个穿军装的将领鼓得最响，手都拍红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外交系统的代表，姓周，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
“陈将军的爱国热情，我理解。但外交工作，不能只讲热情，要讲实际。”
他推了推眼镜。
“实际是什么？实际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最强大的海空军。我们呢？我们刚打完解放战争，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空军海军几乎为零。”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美国去年军费开支是四百八十亿美元，我们是多少？不到他们的零头。美国有航母二十多艘，我们有吗？一架都没有。美国有喷气式战斗机上千架，我们有多少？‘疾风-1’才试飞成功，量产还没开始。”
他抬起头，看着众人。
“这样的实力对比，怎么打？靠小米加步枪打飞机坦克？那是送死！”
会场安静下来。
只有呼吸声。
“我的意见是，”周代表继续说，声音低了些，“以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主。通过联合国渠道，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同时加强边境防御，但绝不主动出击。”
“那要是美国人打过江呢？”有人问。
“那就……打。”周代表说，“但那是被迫自卫，性质不一样。在国际道义上，我们占理。”
“占理？”陈将军猛地站起来，“占理能当饭吃？占理能挡住炸弹？当年日本人打进来，咱们占不占理？占！可有用吗？没用！最后还是靠枪杆子把他们打出去的！”
“可那是日本！这是美国！”周代表也提高了声音，“美国不是日本！他们的工业能力是日本的十倍！百倍！”
“那又怎样？”陈将军瞪着眼，“当年打鬼子，咱们的装备也比鬼子差十倍！不也赢了？”
“那是侥幸！”
“那是拼命！”
两人吵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像两挺机枪在对射。其他人有的加入争论，有的沉默，有的摇头。烟雾更浓了，从一个个烟头上升起，在灯光下纠缠、盘旋，像战场上的硝烟。
楚风坐在墙边，没说话。
他打开文件夹，看着里面的数据。一页页，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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