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烟味,浓得能切块。
楚风推门进去时,差点被那股味道顶出来。混合着劣质烟草的辛辣、茶叶泡过头的苦涩,还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散发出的、微酸的汗味。窗户紧闭着,深绿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顶几盏白炽灯亮着,光线惨白,照在每个人脸上,照出一片凝重。
长条桌旁坐满了人。
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有的在低头看文件,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就坐着,盯着面前的茶杯发呆。茶杯是白瓷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大多已经空了,杯底积着褐色的茶垢。
楚风找到自己的位置——靠墙的一排椅子,是列席人员坐的。他坐下,把随身带的文件夹放在膝上。文件夹是牛皮纸的,边角磨毛了,里面是他连夜整理的数据和图表。
他看了眼主桌。
几位主要领导还没到。桌上铺着墨绿色的呢绒桌布,摆着几个烟灰缸,已经满了,烟头堆得像小山。旁边散落着铅笔,有的削得很尖,有的咬得满是牙印。
“楚部长也来了?”
旁边有人小声打招呼。楚风转头,是工业部的老王,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
“嗯。”楚风点头,“王部长。”
“唉。”老王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会是真难开。开了三天了,吵了三天,还没个定论。”
“今天能定吗?”
“谁知道。”老王重新戴上眼镜,“我看悬。一边说要打,一边说不打,各有各的道理,谁都说服不了谁。”
正说着,门开了。
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
几位领导走进来,在最前面的位置坐下。没人说话,只有椅子挪动的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还有压抑的咳嗽声。
会议开始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军方代表,一位老将军,姓陈,脸上有刀疤,从左眉骨斜到嘴角。他站起来,没拿稿子,声音洪亮,像在战场上训话。
“我的意见很简单:打!”
他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咚,像敲鼓。
“美国人的飞机都炸到鸭绿江边了!炸弹落在咱们国土上,炸死炸伤咱们的边民!这叫什么?这叫侵略!赤裸裸的侵略!”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干的,先炸东北,再炸华北,最后想炸全中国!咱们能退吗?退了,就是第二个满洲国!退了,就是亡国灭种!”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所以必须打!而且要快打,狠打!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让全世界知道,新中国不是旧中国,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软柿子!”
掌声响起。
稀稀拉拉的,但很用力。几个穿军装的将领鼓得最响,手都拍红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外交系统的代表,姓周,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
“陈将军的爱国热情,我理解。但外交工作,不能只讲热情,要讲实际。”
他推了推眼镜。
“实际是什么?实际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最强大的海空军。我们呢?我们刚打完解放战争,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空军海军几乎为零。”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美国去年军费开支是四百八十亿美元,我们是多少?不到他们的零头。美国有航母二十多艘,我们有吗?一架都没有。美国有喷气式战斗机上千架,我们有多少?‘疾风-1’才试飞成功,量产还没开始。”
他抬起头,看着众人。
“这样的实力对比,怎么打?靠小米加步枪打飞机坦克?那是送死!”
会场安静下来。
只有呼吸声。
“我的意见是,”周代表继续说,声音低了些,“以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主。通过联合国渠道,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同时加强边境防御,但绝不主动出击。”
“那要是美国人打过江呢?”有人问。
“那就……打。”周代表说,“但那是被迫自卫,性质不一样。在国际道义上,我们占理。”
“占理?”陈将军猛地站起来,“占理能当饭吃?占理能挡住炸弹?当年日本人打进来,咱们占不占理?占!可有用吗?没用!最后还是靠枪杆子把他们打出去的!”
“可那是日本!这是美国!”周代表也提高了声音,“美国不是日本!他们的工业能力是日本的十倍!百倍!”
“那又怎样?”陈将军瞪着眼,“当年打鬼子,咱们的装备也比鬼子差十倍!不也赢了?”
“那是侥幸!”
“那是拼命!”
两人吵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像两挺机枪在对射。其他人有的加入争论,有的沉默,有的摇头。烟雾更浓了,从一个个烟头上升起,在灯光下纠缠、盘旋,像战场上的硝烟。
楚风坐在墙边,没说话。
他打开文件夹,看着里面的数据。一页页,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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