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外围的胜利，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坚冰，在冰冻的湖面上砸开了一道裂痕，寒光凛冽，却也引来了四面八方更猛烈的压力。高岩与新军的名字，不再仅仅是朝堂奏折上的一个符号，而是变成了辽东战场上实实在在的、令日军忌惮、也让某些人寝食难安的力量。
来自光绪皇帝的嘉奖与“相机进止”的授权，并未让高岩的处境变得轻松，反而将他推到了更耀眼，也更危险的位置。辽南诸军，派系林立，除了他这支“异类”新军，尚有宋庆的毅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以及各路匆匆赶来、却指挥混乱的绿营、练军。这些部队，久习旧章，对高岩那套“标新立异”的战法、严苛的军纪、乃至其本人在登州“拥兵自重”的前科，皆心存芥蒂，阳奉阴违者甚众。
“高军门，非是老夫掣肘，实在是你部战法过于……险奇。”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须发皆白、面色沉郁的宋庆，捻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道，“集中炮火，轻兵冒进，若一击不中，反陷重围，岂不危殆？依老夫之见，还是当稳扎稳打，深沟高垒，步步为营，方是正道。”
几位隶属于其他派系的将领也纷纷附和，言语间不乏对高岩年轻气盛、不谙兵事的暗讽。
高岩强压着心头火气，他知道，此刻绝非内耗之时。他耐着性子，铺开地图，试图解释他的作战构想——利用新军的机动性和火力优势，不与日军主力正面硬撼，而是不断袭击其漫长的补给线，打击其分散的据点，积小胜为大胜，疲敝敌军，迫其分兵，从而缓解辽阳、奉天正面的压力。
“宋军门，诸位大人，”高岩指着地图上几条关键的运输线路，“倭寇劳师远征，其命脉在于后勤。我部愿为前驱，专司袭扰其粮道、截击其辎重！只要断了其粮弹，前方攻势自缓！”
然而，他的计划在保守的将领们看来，依旧是“行险”。最终，经过一番不算愉快的争论，形成的决议却是一个妥协而低效的方案：高岩所部可“相机”出击，但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海城至盖平之间，且宋庆有权“节制调遣”；其他各部，则依旧按照旧法，分兵把守各处要隘，摆出了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
高岩心中叹息，知道靠这些人，难以成就大事。他只能在自己有限的权限内，尽力而为。
回到驻地，他立刻调整部署，以营连为单位，组织起数支精干的“游击支队”，配属少量骑兵和迫击炮，像一把把匕首，悄无声息地刺向日军的运输线和孤立据点。这些支队行动迅猛，战术灵活，专挑夜间或恶劣天气出击，打了就跑，绝不恋战。一时间，日军后方风声鹤唳，运输车队屡遭袭击，小股巡逻队时有失踪，虽未造成决定性打击，却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精力，使其无法全力向前进攻。
然而，高岩的积极行动，也彻底激怒了一个人——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山地元治。海城之辱犹在眼前，如今后勤线又被这只“苍蝇”不断骚扰，让他颜面尽失。
“八嘎！一定要消灭这支可恶的清军！”山地元治在指挥部内咆哮，他调集了手中最精锐的一个旅团，并配属了大量骑兵和炮兵，由悍将大迫尚敏指挥，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意图设下陷阱，一举围歼高岩主力。
几乎与此同时，一张来自朝堂的、无形的网，也正在向高岩罩来。荣禄等人的密奏，终于开始发挥效力。一份由几位御史联名上奏的弹章，被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案头，列举高岩“擅权跋扈”、“排斥异己”、“虚报战功”、“靡费国帑”等数条罪状，并隐晦地提及其在登州“暗蓄异志”。尽管光绪有心维护，但在后党势力的压力和对“骄兵悍将”的本能忌惮下，一道措辞严厉的申饬谕旨，还是发往了辽东前线，要求高岩“恪守臣节”、“与诸军和衷共济”，并再次强调其部需“受宋庆节度”。
前有强敌设伏，后有暗箭难防。高岩的处境，骤然变得凶险异常。
这一日，赵三槐的侦察连捕捉到一条重要情报：日军一支规模不小的运输队，将于次日清晨，由大石桥出发，运送一批重要物资前往牛庄，护送的兵力似乎不多。
这是一个诱人的目标。但高岩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日军近期运输屡遭袭击，此次为何护卫如此薄弱？他下令加大侦察范围。果然，后续的情报显示，在大石桥至牛庄道路两侧的丘陵林地中，发现了日军大量部队隐蔽集结的痕迹！
“是陷阱！”高岩立刻判断。他本可置之不理，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形成——将计就计！
他决定，以一部分兵力佯装中伏，吸引日军包围圈合拢，而自己亲率最精锐的主力，秘密迂回至日军设伏部队的侧后，反打其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对部队的素质、指挥官的决断力要求极高。高岩深知其中风险，但他更相信麾下新军的战斗力，也决心要用一场干净利落的反包围胜利，来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自己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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