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舒翘铩羽而归的消息，比他的车队更早抵达北京。当荣禄听着心腹详细禀报登州之行的种种见闻——新军之精锐、内部之铁板、高岩之滴水不漏，尤其是那份原封退回的银票和决绝的字条时，他那张常年不动声色的脸上，终于覆上了一层寒霜。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荣禄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手中的翡翠扳指被他捏得咯咯作响。高岩的崛起速度和对军队的掌控力度，已经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底线。这不再是寻常的骄兵悍将，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自成体系的庞然大物，其威胁，甚至可能超过南方的长毛和捻匪余孽。
明的掣肘、暗的分化都已失效，剩下的，便是最直接，也往往最有效的手段——经济封锁。他要掐住高岩的咽喉，让他空有强兵，却无粮无饷，最终不战自溃。
数日之后，一道道来自户部、兵部的公文，便以“合规核查”、“统筹调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飞向了山东和相关的漕运、盐政衙门。
“山东协饷、辽南善后饷银，因需核对战功赏赐明细，暂缓拨付。”
“登州、莱州等地漕粮，改道运往天津，以实京仓。”
“山东盐课、关税等项，着即解送京师，不得截留挪用。”
与此同时，几封荣禄的密信也送到了与登州有商贸往来的晋商、徽商巨头手中，信中虽未明言，但那含蓄的警告和暗示，足以让这些精明的商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釜底抽薪之策，已然发动。
效果立竿见影。
首先感受到压力的便是辽南军政公署的度支司（财政部）。原本预期中用于发放军饷、采购物资、抚恤伤亡、兴办实业的巨额款项，突然断了来源。账面上的存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度支司的主事急得嘴角起泡，天天跑到高岩面前诉苦。
“大人！朝廷的饷银一分未见，漕粮也被截走，各地商号也纷纷催要货款，或是减少乃至停止了物资供应！照此下去，不出两月，莫说扩军练兵，便是维持现有将士的粮饷都成问题啊！”
军营之中，尽管高岩严密封锁消息，但迟迟未发的足额饷银和逐渐开始限量供应的伙食，还是让一些敏感的士兵产生了疑虑和骚动。虽然在新军严明的纪律和基层军官的弹压下，尚未出现大问题，但一种不安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悄悄滋生。
登州城内的市面也受到影响，来自南方的布匹、药材等货物明显减少，物价开始悄然上涨。一些原本依附于军政公署产业链的小作坊和商户，也因订单减少或货款拖欠而陷入困境。
压力，如同无形的绳索，开始缓缓收紧。
公署书房内，气氛凝重。王奎、赵三槐、度支司主事，以及几位负责后勤和商贸的幕僚齐聚一堂，人人面带忧色。
“妈的！荣禄老儿这是要逼死我们！”赵三槐性情最是火爆，一拳砸在桌子上，“没有饷银，让弟兄们喝西北风去打仗吗？”
王奎相对沉稳，但眉头也锁成了川字：“大人，军中已有流言。长期下去，恐生变故。是否……是否可以向朝廷上折子，陈明利害，请求拨付？”
度支司主事连连摇头：“王将军，折子早就上过了，石沉大海啊！朝廷这是摆明了要卡我们的脖子！”
众人议论纷纷，却都想不出破解之法。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朝廷掌握着名义上和大部分实际上的财政大权，一旦决心从经济上扼杀一支地方力量，后者往往难以抗衡。
高岩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脸上看不出喜怒。直到众人声音渐歇，都将目光投向他时，他才缓缓开口。
“向朝廷摇尾乞怜，有用吗？”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冰冷的嘲讽。
众人默然。
“荣禄要的，不是我们的解释，是我们的屈服，或者……毁灭。”高岩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略显萧条的街道，“他把我们当成需要仰仗他鼻息的旧军，以为断了粮饷，我们就会乱，就会垮。”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那目光中没有慌乱，只有一种洞悉局势的冷静和破釜沉舟的决绝。
“他错了。我们不是旧军，我们是新军！我们走的，本就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朝廷不给我们活路，那我们就自己闯出一条活路来！”
“大人的意思是？”度支司主事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断他的皇粮，我们开我们自己的源！”高岩语气斩钉截铁，“第一，成立‘辽南兴业银行’，发行我们自己的银元券和辅币！以军政公署信用和控制的盐田、矿山、工坊资产为抵押，先在控制区内流通，逐步取代混乱不堪的旧制钱和外来银元！稳定金融，吸纳民间存银！”
“第二，全面清查、登记我们控制区域内的无主荒地、官田、以及此前依附倭寇或通敌劣绅的土地，部分分配给有功将士和无地农民，部分由公署组织成立‘垦殖公司’，采用新法，大规模种植粮食、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我们要做到粮食基本自给，并能产出可供贸易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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