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号如同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挣扎着驶入了秘密扩建的崆峒岛潜艇基地。艇身布满凹痕和划痕，潜望镜彻底报废，左舷有明显的渗水修补痕迹。当舱盖打开，林启贤和艇员们相互搀扶着、踉跄着踏上坚实的码头时，几乎所有人都虚脱般地瘫倒在地，只有劫后余生的剧烈喘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白雾。
早已等候在此的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立刻上前。初步检查的结果让高岩稍稍松了口气——人员无一死亡，多是震伤、撞伤和因长时间精神紧绷导致的虚脱。但潜艇本身受损严重，尤其是潜望镜升降机构的结构性损坏和艇壳的几处隐患，需要大修，短期内无法再战。
“是我们大意了，低估了设备的不可靠性和敌人的反应速度。”林启贤面色惨白，带着深深的自责向高岩汇报。
高岩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责备：“活着回来就好。技术的问题，交给机器局和‘启明’组去解决。你们是种子，比潜艇更宝贵。好好休养，总结经验，仗，还有得打。”
他明白，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经历血的教训才能成熟。“深渊”号的遇险，暴露了早期潜艇技术的巨大风险，但也为后续改进指明了方向。他当即下令机器局成立专门的“潜航技术攻关小组”，集中力量解决潜望镜、艇体结构和鱼雷可靠性等核心难题。
几乎在“深渊”号艰难返航的同时，内卫府对金库纵火案的调查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高度压力和细致的痕迹勘察下，线索指向了度支司内部一名掌管库房钥匙的老吏。此人表面上勤恳老实，实则早年曾受过被高岩查抄的某旅顺通敌豪绅的恩惠，家眷亦被对方以“照顾”为名暗中控制。在威逼利诱下，他利用值守之便，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引燃了库房。
人赃并获，铁证如山。高岩没有任何犹豫，下令以“纵火毁坏军资、通敌叛国”罪，于次日清晨在登州城闹市口，将这名老吏及其直接上线（一名潜伏的旧军官）公开明正典刑，枭首示众。其家眷虽未连坐，但被永久逐出辽南控制区。
行刑当日，围观者人山人海。高岩借此机会，发表了简短而强硬的讲话：
“新政之行，乃为保境安民，强我华夏！凡阻挠新政、毁我根基、通敌叛国者，无论何人，无论何职，皆为此獠之下场！辽南之地，容不得蛀虫，更容不得叛徒！”
血淋淋的人头和斩钉截铁的话语，如同凛冽的寒风，瞬间涤荡了因纵火案可能引发的谣言和恐慌。内部潜在的动摇分子被狠狠震慑，度支司上下更是噤若寒蝉，风气为之一肃。高岩用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暂时稳住了内部的阵脚。
然而，内忧甫定，外患已至。
就在处决纵火犯的第三天，一队打着钦差仪仗、由大内侍卫和兵部官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抵达了登州城外。为首者，乃是慈禧太后身边颇为得宠的太监首领，内务府大臣崔玉贵，以及一位面无表情的宗室贝子。他们的到来，甚至比预想中更快，彰显了北京方面不容拖延的决心。
迎接的场面依旧隆重，香案、仪仗一应俱全。但这一次，气氛却与赵舒翘来时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冰冷的压力。崔玉贵面白无须，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笑容，眼神却锐利如针，细细打量着高岩和他身后肃立的将领。那位宗室贝子更是眼高于顶，对高岩仅是微微颔首，神态倨傲。
宣旨仪式在军政公署大堂举行。圣旨内容与密信所言别无二致，以“辽南大捷，功在社稷”为铺垫，最终落点在于“着山东巡抚、兵部侍郎高岩，即刻交代军务，驰驿来京，陛见述职，钦此。”
“述职”二字，被崔玉贵用他那特有的尖细嗓音，念得意味深长。
圣旨宣读完毕，大堂内一片死寂。所有将领、官员的目光都聚焦在高岩身上。王奎、赵三槐等人下意识地握紧了拳，陈雨顺更是额头青筋隐现。谁都明白，这道圣旨，是裹着蜜糖的砒霜。
崔玉贵将圣旨合拢，皮笑肉不笑地递向高岩：“高抚台，接旨吧？太后和皇上，可在京里盼着听您细细分说这辽南的赫赫战功和新政伟绩呢。”
高岩没有立即去接。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崔玉贵那审视的眼神，声音沉稳地开口：“臣，高岩，叩谢天恩。”
他依礼叩拜，然后才双手接过圣旨，站起身来。
“崔公公，贝子爷，一路辛苦。”高岩语气淡然，“陛下和太后召见，臣本应即刻启程。只是……”他话锋一转，“如今辽南初定，倭寇虽退，然旅顺仍在敌手，其舰队时常游弋海上，贼心不死。各处防务、新军编练、战后安抚，千头万绪，皆需臣亲自坐镇处置，片刻不敢离身。此时若贸然入京，恐前线生变，倭寇卷土重来，则此前将士血战之功，毁于一旦。臣，实在不敢以国事为儿戏。”
他这番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直接将“抗旨”的行为，包装成了“忠于王事，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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