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城，已然成为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昔日略显破败的镇守使衙门，如今已挂上了“华夏革新军总司令部”与“山东辽东行政公署”两块沉甸甸的牌匾。城内车马络绎，人员往来皆带着一种区别于旧式官场的雷厉风行与隐隐亢奋。蓝底金星的旗帜在主要建筑上空猎猎作响，宣告着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
在总司令部宽敞却简朴的议事厅内，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最高层会议正在召开。与会者除了高岩、王奎、赵三槐、陈雨顺等核心将领外，还包括了新近吸纳的几位在地方治理、外交律法方面颇具才干的文士，以及“启明”组的李德明、陈念恩。
高岩端坐主位，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沉声道：“山东辽东，已初步入手。然此非终点，实乃起点。我等已与北京伪朝彻底决裂，名为割据，实开新篇。当务之急，是确立根本，稳固根基，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意已决，即日起，成立‘华夏革新军政府’，暂以登州为治所。军政府下设：总参谋部，由王奎负责，统筹军事作战与军队建设；行政总署，负责民政、财政、教育、实业，人选待定；司法总署，负责刑律、诉讼，需即刻草拟符合新时代精神之律法；外交司，负责与外国交涉。”
“此外，设立‘最高咨议会’，由在座诸位及未来吸纳之贤才组成，共商大政方针。”高岩此举，意在建立一个集权与咨议相结合的体制，既保证决策效率，也避免个人独断。
“国不可无法，政不可无名。”一位新加入的老成文士，姓周，原为不得志的候补道员，捻须言道，“总司令既已开府建衙，当有更进一步的名分，以正视听，聚拢人心。或可称‘都督’，或可称‘大元帅’……”
“不。”高岩果断摇头，打断了周先生的话，“眼下，还不是称王称霸的时候。‘总司令’之名，足矣。我们的力量，源于新政，源于强军，源于民心，而非一个虚妄的名号。我们要让天下人看到，我们与那北京城里的皇帝、太后，本质不同！”
他更看重实质的权力与变革的推进。过早追求名分，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偏离了他“革新”的初衷。
会议迅速敲定了军政府的基本架构和当前首要任务：军事上，巩固防线，整编扩充军队至五个师，并组建专门的海岸防御部队和后勤保障体系；政治上，在控制区全面推行新的行政体系和税制，稳定秩序，发展生产；经济上，全力保障“兴业银行”信用，扩大“辽东贸易总公司”经营，加快自有工矿业建设；技术上，“启明”组与机器局需全力攻关无线电报实用化、改进潜艇及火炮技术。
就在军政府草创，百废待兴之际，外部的压力已如同乌云般层层压来。
最先做出激烈反应的，自然是北京清廷。荣禄在保定得知山东全境易手的消息后，惊怒交加，一面严令袁世凯、宋庆等部在直隶山东边境构筑防线，严防革新军西进，一面以朝廷名义发布措辞更为严厉的讨逆诏书，将高岩斥为“国贼元凶”，号召天下忠义之士共讨之。同时，清廷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各国公使寻求支持，试图将高岩定性为“叛乱分子”，从外交上予以孤立。
然而，列强的反应，却远比清廷期望的要复杂和暧昧。
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内，领事贾礼士（虚构名）正仔细阅读着来自登州军政府外交司的照会文书。文书以中英两种文字写成，行文规范，语气不卑不亢，阐述了军政府成立之缘由，强调其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尊重既有条约（除涉及国家主权部分需重新商订外）、维护商业秩序的立场，并希望与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令人惊讶……”贾礼士放下文书，对旁边的商务参赞说道，“这个高岩，比他看起来要精明得多。他并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盲目排外，反而试图与我们接触。山东的市场、辽东的矿产……尤其是他们似乎掌握的一些独特技术，很有价值。”
参赞点头：“是的，领事先生。北京朝廷已经证明了他的腐败和无能，而这个高岩，至少展现出了效率和力量。在这场博弈中，过早站队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保持接触，观察，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类似的讨论，也在天津的各国租界内上演。法国人对高岩控制下的山东煤矿和潜在的市场感兴趣；德国人则对其军工技术，尤其是那神秘的“水下武器”和“空炸炮弹”充满好奇；俄国人则警惕地注视着高岩在辽东的扩张，担心其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日本人更是咬牙切齿，旅顺之困未解，又见仇敌坐大，但新败之余，国内还在舔舐伤口，暂时无力大规模干预，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向清廷施压，并暗中搜集革新军的情报。
一时间，列强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观望”态势。他们并未立即承认军政府，但也未应清廷要求进行武装干涉，反而纷纷派出级别不同的代表，以“领事”、“商务考察”等名义，前往登州进行“非正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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