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技术、设备和专家的涌入，如同一股强劲的催化剂，注入了高岩军政府这台初生的工业机器。登州机器局的规模在数月内膨胀了数倍，新建的厂房里，来自克虏伯的重型锻压机发出沉闷的轰鸣，西门子的精密车床切削出闪亮的金属屑。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煤炭和汗水混合的、象征着工业化的独特气味。
然而，繁荣的表象之下，深刻的冲突与阵痛也随之而来。首当其冲的，便是“标准之争”。
以李德明为首的“启明”派和工业发展署的技术官僚们，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雄心勃勃地开始推行一套完整的、基于公制和国际通用规范的工业标准体系。这涉及到从螺丝螺纹的规格、钢材的标号强度，到机械图纸的绘制规范、零部件的公差配合等一切细节。
“统一标准，是规模化、高效率生产的基础！”李德明在一次由各厂矿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参加的标准推行会议上，敲着黑板，语气激动，“我们不能再用老师傅的手感、‘差不多’的眼光来造枪造炮，甚至来修铁路！必须精确到丝，严格按图纸、按标准来！这是强军的根基，也是未来工业发展的命脉！”
他展示了按照新标准生产的一批步枪击针和炮闩零件，其互换性远超以往手工打磨的部件。道理显而易见，但推行起来却阻力重重。
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于机器局内那些经验丰富、却习惯了“祖传手艺”和“英制、市制混用”的老工匠，以及一些思想转不过弯来的旧式管理人员。
“李总办，不是咱老家伙们顽固，”一位头发花白、在机器局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傅，捻着山羊胡，面带难色，“您说的这‘毫米’、‘公差’，咱也学，可这手上的活儿，它有自己的灵性啊！您看这炮管，非得卡得那么死，稍微留点余量，不也更稳妥吗？还有这新图纸，弯弯绕绕的，看着就眼晕，哪有咱老法子画的明白？”
另一位负责某个车间的小管事也嘟囔道：“就是，现在要求每个零件都要记录，哪个炉子炼的钢，谁加工的，都要记档，太麻烦了！以前不也这么干过来了？造出来的家伙，不也一样打鬼子？”
习惯了模糊和经验的旧体系，对精确和纪律的新标准，产生了本能的排斥。这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严格的标准意味着老师傅个人经验的贬值，意味着管理权力的透明化和受限。
冲突在铸造车间率先爆发。一批按照新标准和德国工艺要求浇铸的炮管钢坯，因内部气泡和成分均匀性不达标，被李德明派出的质检员判定为废品，要求回炉。负责该车间的老师傅觉得颜面扫地，认为这是新来的“假洋鬼子”和“毛头小子”在故意刁难，一气之下几乎要带人罢工。
消息传到高岩那里，他立刻放下了手头一切事务，亲自赶到了机器局。
他没有直接训斥谁，而是让李德明和那位老师傅，各自带着他们认为合格与不合格的样品，来到了测试场。
“口说无凭，实践检验。”高岩言简意赅。
李德明带来的，是按照新标准严格生产，经过探伤和成分分析的炮管毛坯。而老师傅则拿出了他凭借经验认为“没问题”的、但数据略有波动的产品。
测试很简单，却足够有说服力。在专用的水压测试设备下，李德明的炮管毛坯轻松通过了设计压力的考验。而老师傅的那几根，虽然大部分也通过了，但其中一根在压力达到临界值时，内部一个微小的气泡成为了应力集中点，导致管壁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纹！
虽然并未当场爆裂，但这道裂纹，在战场上，就可能是炸膛的致命隐患！
现场一片寂静。那位老师傅看着那根出现裂纹的炮管毛坯，脸色由红转白，最终颓然地低下了头。他赖以自豪一辈子的“经验”和“手感”，在冰冷的数据和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高岩没有责备老师傅，而是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师傅，您的手艺，是咱们的宝贝，不能丢。但时代在变，敌人也在变。咱们以后要造的，是能跟世界列强最顶尖的武器较量的家伙，不能再靠‘差不多’了。您的经验，要和新的标准、新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他当场宣布：成立“技术标准委员会”，由李德明负责，但也必须吸纳像这位老师傅一样有经验的老工匠加入，共同制定和完善标准，并负责全体系的培训和质量监督。同时，推行“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制度，鼓励所有工人学习新标准、掌握新技能。
胡萝卜加大棒，再加上铁一般的事实，终于强行将标准化的车轮，碾过了旧习惯的藩篱。机器局内部的风气开始悄然转变，从抵触到被动接受，再到部分人开始主动学习和适应。
就在高岩全力推动内部工业革命的同时，陈念恩领导的“启明”通讯组，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和调试后，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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