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访德归来与旅顺光复的余波，并未在持续的喧嚣中消散，反而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其引发的深层涟漪正悄然改变着军政府控制区内的生态，也牵引着外部各方势力愈发复杂的神经。登州总司令部内，高岩清晰地认识到，军事上的暂时稳固，为他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战略窗口期。此刻，重心必须从疆场的攻城略地，转向更为复杂、也更为根本的内政深耕与秩序重塑。一场在破旧与立新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刻变革，在山东与辽东大地之上，全面铺开。
一、 铁腕清障与秩序初立
收复旅顺及辽东半岛大部后，军政府控制区域急剧扩张，治理难度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新附之地，情况复杂：残留的日军散兵游勇、溃散的清军兵痞、啸聚山林的土匪、以及因战乱和土地问题而铤而走险的流民，相互交织，严重威胁地方安定与社会生产。
高岩深知，没有稳定的秩序，一切新政皆是空中楼阁。他授予王奎、赵三槐等人临机专断之权，调动精锐部队，配合内卫府及新组建的地方治安队，发动了一场代号“犁庭扫穴”的联合清剿行动。
行动雷厉风行，毫不手软。对于成建制的匪帮和确认罪大恶极的匪首，予以坚决军事打击，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对于小股溃兵和胁从者，则采取“剿抚并用”之策，设立“自新营”，给予其放下武器、参与劳役以换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同时，行政总署迅速跟进，在新控制区建立基层政权，推行保甲连坐（暂时沿用，但加以改良，强调相互监督与互助），发放“良民证”，稳定社会基本面。
“乱世用重典，但亦需给出路。”高岩在给前线将领的手谕中写道，“铲除毒瘤之时，需让百姓看到新朝之气象，感受到秩序恢复后生活之改善。”
铁腕之下，效果立竿见影。主要交通线恢复畅通，城镇治安明显好转，商旅逐渐敢於通行。尽管仍有零星抵抗和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但一个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初步确立，为新政的推行扫清了最直接的障碍。
二、 田亩之争与民心向背
秩序初定，更深层次的矛盾便浮出水面，核心便是土地问题。行政总署依据《田亩清丈与税制革新令》，派出的清丈队开始深入乡村，实地丈量土地，核定等级，重新登记造册。此举直接触动了地主乡绅的核心利益，引发了远比在登州老根据地时更为激烈和普遍的抗争。
在莱州府某县，以当地望族周家为首的一批士绅，联合起来，软硬兼施。他们先是试图以“千年田，八百主，清丈扰民”为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户阻挠清丈队工作；暗中则贿赂清丈队中的旧吏，企图篡改数据，蒙混过关。
消息传回登州，负责此事的行政总署官员主张谨慎，建议放缓步伐，以免激起民变。高岩却态度坚决：“清丈田亩，均平税负，乃新政之基石，亦是争取广大贫苦农民支持之关键！此事关乎民心向背，绝无退让之理！若遇阻挠，无论涉及何人，背景如何，一律依法严办！”
他并非一味强硬，指示行政总署双管齐下：一方面，增派由随营学堂学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工作队，保护清丈工作顺利进行，对周家等为首分子，搜集其过往欺压乡里、隐匿田产的罪证，准备依法拘捕、抄没其非法所得之田产。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派出口齿伶俐的宣传员，深入田间地头，用最朴实的语言向农民解释新政：“清丈不是为了多收大家的税，是为了让占田多的大户多交，让无田少田的乡亲减轻负担！清丈出的无主荒地、没收的恶霸田产，将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户耕种！”
当周家家主及其党羽被武装工作队当众锁拿，其部分田产被当场宣布将分配给几户赤贫农户时，围观的农民从最初的恐惧、观望，逐渐转变为惊讶、怀疑，最终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高抚台”的兵，似乎真的和以往的官军不一样。
土地清丈与分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艰难推进，虽然阻力重重，过程不乏反复与局部冲突，但它如同一种无声的宣告，正在将军政府与旧王朝区别开来，将“革新”二字，一点点刻入底层民众的心田。
三、 新学之光与旧识之障
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文化教育领域的“启智”工程。在各县普遍设立“蒙学堂”的命令下达后，遇到的阻力则更为隐晦和复杂。
许多乡间宿儒、旧式文人，对教授“格致”、“算学”、“舆地”等“杂学”的新式蒙学堂嗤之以鼻，认为其“败坏心术”，“舍本逐末”。他们或公开抵制，不让族中子弟入学；或暗中散布“读了新学堂，不认爹和娘”的流言；甚至有些自身开办私塾的先生，对新学堂进行攻讦。
在登州“格致学堂”内，一场关于教育方向的内部争论也悄然展开。以部分原随营学堂教官为代表的“实用派”，主张教育应完全服务于军事和实业，课程设置应极度偏向理工和军事技能。而以几位新近从江南聘请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学者为代表的“通识派”，则坚持教育应兼顾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培养“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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