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的烽火如同天际线处隐约的雷鸣，虽引人瞩目，却并未能撼动中华共和国这艘巨轮既定的航向。当“约翰牛”与“北极熊”在波斯的泥潭中相互撕咬、角力之际，高岩与他的共和国，已然将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投向了内部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根本的战场——将初步建立的工业骨架，填充上坚韧的肌肉与奔腾的血脉，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的工业跃升。
德意志，这个远在欧洲中部，以严谨、精密和强大工业实力着称的帝国，成为了共和国这场自我革新的最重要外援。青岛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悬挂着德意志商船旗的货轮络绎不绝，卸下的不再是单纯的枪炮弹药，而是一箱箱标注着“克虏伯”、“西门子”、“MAN”字样的工业母机、发电机转子、大型水压机部件，以及成套的化工厂、钢铁厂图纸。与之同船抵达的，还有数百名神情严肃、举止一丝不苟的德意志工程师与技术顾问。
他们分散到了共和国的各个工业心脏地带。
在汉阳铁厂扩建而成的“大汉口钢铁联合体”，德籍总工程师弗里茨·霍夫曼正对着巨大的高炉图纸，用带着浓重巴伐利亚口音的英语，向中方技术人员和工头咆哮：“精度！我强调过无数次！热风阀的密封面精度必须达到0.05毫米！你们现在的水平，是在浪费优质的焦炭和矿石！”他拿起一个刚刚加工报废的阀门铸件，重重地摔在检验台上，金属撞击的刺耳声音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凛。负责此处的中国工程师面红耳赤，却不敢有丝毫反驳，只是紧紧攥住了手中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霍夫曼提出的苛刻标准和要求。
在太原兵工厂新设立的“重型机械制造局”，来自埃森的克虏伯专家卡尔·施密特，正指导工人们组装共和国第一台完全自主仿制的1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每一个螺栓的扭矩，每一根液压管路的冲洗洁净度，都必须在德国人的监督下严格达标。“不要试图用你们的‘差不多’来应付我，”施密特用生硬的中文说道，眼神锐利，“在这里，只有‘是’，或者‘不是’。”工人们最初对这群“洋鬼子”的吹毛求疵怨声载道，但在亲眼目睹按照德标生产出的第一个大型曲轴毛坯那均匀致密的内部结构后，抱怨逐渐变成了沉默的信服与刻苦的钻研。
在南京郊外新规划的“麒麟门工业区”，一座规模宏大的“金陵化工厂”正在德意志法本公司的技术援助下拔地而起。巨大的分馏塔、反应釜和错综复杂的管道网络，构成了这个时代工业力量的奇异美学。德方技术代表汉斯·穆勒，不厌其烦地向中方派遣的管理者和年轻技术员们灌输着流程管理和安全规范。“化工，是数学和物理在钢铁容器中的舞蹈，”穆勒指着庞大的合成氨设备说道，“任何一个参数的微小偏离，都可能导致这场舞蹈变成一场灾难性的爆炸。你们必须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记录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流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凭感觉行事的个体。”
这股来自莱茵河畔的技术洪流，强劲地冲刷着共和国早期工业建设中存在的粗糙、经验化和标准不一的积弊。由高岩亲自推动，总参谋部装备局和工业发展总署联合制定的《共和国工律·制造篇》（内部称为“铁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发到每一个重点厂矿。其中对螺纹公制标准、钢材牌号统一、图纸标注规范、公差配合制度等进行了强制性规定，明确要求“凡新建、扩建之厂矿，及军队采购之装备，必循此律”。
这无疑是一场触及筋骨甚至灵魂的变革。阻力巨大。
在天津机器局（已更名为“北方第一机械制造厂”），一位留用自清时期的老师傅，面对要求他放弃使用了半辈子的英制螺纹规，改用陌生的公制规时，情绪激动地找到厂长：“大人！咱这手艺，祖传的活儿，洋人的尺子量不出咱的窍门！这‘铁律’不是要咱的命吗？”类似的抵触情绪在各地皆有出现，旧有的习惯和知识体系，与新的、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工业标准发生了激烈碰撞。
高岩对此早有预料。他的应对方式简单而有效。一方面，他授权工业发展总署和内卫府联合成立“技术监理处”，拥有对各厂矿执行“铁律”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和奖惩的权力，态度强硬，不留情面。另一方面，他下令设立“共和国匠士”荣誉体系，并大幅提高关键技术工种，尤其是那些熟练掌握新标准、新工艺的工人的薪酬待遇，其收入甚至可媲美中层官员。同时，由德意志顾问主持的、针对在职工人和技术员的“速成培训班”在各工业基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教材直接翻译自德国技工学校，强调理论与实操并重。
“要么跟上时代，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要么拥抱变革，成为驱动车轮的一部分。”高岩在一次工业系统内部会议上，用冰冷的话语定下了基调，“没有第三条路。共和国需要的是能看懂图纸、遵守流程、产出标准合格零件的现代工人和工程师，而不是依赖‘祖传手艺’的作坊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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